川藏道的興起與川藏關係的發展
川藏道的興起
四川與西藏本屬毗鄰，然而唐宋以前，四川與西藏尚無直接的通道往來。唐代吐蕃王朝對外擴張，幾乎都是經過青海地區，然後北線爭奪河西、隴右，西線爭奪安西四鎮，南線爭奪劍南、四川。吐蕃對唐戰爭的勝利，不但占據了唐朝所屬的西北、西南大片土地，而且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長安。從此由吐蕃王朝經青海東侵而開拓的青藏道便成為漢藏交往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唐蕃之間的和親、盟會、朝貢、問聘使臣和僧侶、學者、商旅往來，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邏些（今拉薩）。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成婚也是經過青海入藏的。宋代藏族地區處於分裂狀態，藏族各部與中原交往仍然主要經過青甘地區，隻有四川境內的藏族各部經過黎（今漢源）、雅（今雅安）而至中原。元朝把西藏地區置於中央王朝直接管轄之下，設置通往西藏的驛站，使漢藏區交通得到空前發展。當時從漢藏交界處直至薩迦共建大驛站27處。其中脫思麻（治河州，今甘肅臨夏，轄青海東南部、甘肅南部及四川西北的阿壩州）驛站7處。朵甘思（治地大約在青海東南部瑪沁一帶，轄境包括今青海玉樹、果洛二州，四川甘孜州，西藏的昌都地區及雲南中甸、維西、麗江等地）驛站9處。烏思藏（今西藏地區）驛站 11處。元朝通往西藏的最早驛道，亦是最先始自甘青道，而不是四川的康藏道。正如陳觀潯所著《西藏誌》所說，唐宋以來，內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為正驛，蓋開之最早，唐以來皆由此道”。
從明代開始，川藏道才正式成為漢藏交往的主要商道、官道和貢道。
早在唐代吐蕃王朝東侵以前，今四川甘孜、阿壩藏族地區，就居住著眾多的羌族部落，包括黨項、白蘭、東女以及後來形成的西山八國等大部落和眾多的小部落。他們支係眾多，內部組織鬆散，政治上處於分裂狀態，臣屬唐王朝。唐王朝對他們實行羈縻統治，並有由灌縣循江而至汶川到鬆潘的西山路；由雅安循青衣江西北至蘆山縣、寶興縣，越夾金山至丹巴縣到鬆城（今康定北）的靈關路；由雅安至天全縣越夾金山至瀘定嵐安、烹壩，大渡河至鬆城的和川路與這些羌族部落交往。當時這些羌族部落與四川和中原王朝的關係遠比與西藏的吐蕃部族的關係更為密切。由於吐蕃的東侵，從貞觀十二年（638）進攻鬆州（今鬆潘），爭奪諸羌之地，至公元670年占領了岷江上遊、大渡河中上遊一帶諸羌之地。公元783年，唐蕃雙方訂立清水會盟，規定沿岷江、大渡河劃線，以西屬吐蕃，以東屬唐朝。至此四川諸羌之地基本上納入吐蕃版圖，從而阻礙了原由雅安通往甘孜地區的和川路和靈關路的暢通和發展。吐蕃王朝對四川諸羌部落進行長達200餘年的軍事征服和政治統治，使諸羌部落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而在吐蕃王朝崩潰以後，中國又處於五代兩宋時期。中央王朝放棄了對四川原諸羌部落的征服統治，仍以大渡河為界，在黎、雅、天全維持邊貿關係，對沿邊諸羌部落進行羈縻統治，允許朝貢、互市，禁止邊民越界交往。原諸羌部族與漢族居民的接觸交融極少。相反，在吐蕃王朝崩潰後，大量的吐蕃部族及奴部則流散於原諸羌之地，與原諸羌部落雜處，彼此依存，互相通婚、融合發展，特別是10世紀以後，隨著後弘期藏傳佛教的興起，藏傳佛教不斷由衛藏地區向阿壩、甘孜一帶滲透，最終在11——12世紀期間使這些地區原諸羌居民與衛藏居民在文化心理和語言上趨於一致，融合於藏族之中，形成了四川的藏族。故曆史上稱甘孜地區為康區，稱這些地區的藏人為康巴藏人。四川藏族的形成，必然使居住在阿壩、甘孜地區的藏族與西藏藏族的交往更為密切，促進甘孜地區與西藏地區交通道路開拓。所以，吐蕃王朝的東侵，雖然影響了由雅安通往甘孜地區而達西藏道路的暢通和發展，但另一方麵卻加速了由甘孜地區通往西藏地區交通的發展，為最終由雅安經甘孜到西藏道路的開通創造了有利條件。
到元代，甘孜藏區內部交通又有所發展。當時元軍入蜀滅宋，受到蜀中宋軍堅守，久攻不下，隻能“斡腹入寇”，先取四川周圍各部，迂回包抄川中宋軍，故四川沿邊各部先於盆地內部降元，其設治也較早。1253年忽必烈率軍進攻大理，由甘肅迭部縣達拉溝經阿壩草原，循大渡河西岸南下，從黎州渡河，沿古清溪道而至金沙江。忽必烈沿途招降各部土頭，封以官職，授以璽書、金銀等。至此不但大渡河西岸土頭降元，大渡河東岸的黎、雅土頭高四保亦投元，至元二年（1265）授雅州碉門安撫使高四保虎符。雅安、漢源、天全、蘆山、寶興等漢族地區或漢、藏、羌族雜居地區不屬宋有。其地先由河州的吐蕃等處招討司管轄，嗣後劃歸朵甘思，即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這樣朵甘思宣慰司的轄地不但包括今四川甘孜、青海的玉樹和果洛等藏區，而且包括宋朝所屬的黎雅漢族地區。元朝所修建的通往西藏的27處大驛站，雖然是由甘青道入藏，隻經過了川、青、藏邊境的今甘孜州鄧柯地區，但朵甘思宣慰司所轄地方機構的設置，無疑促進了今甘孜藏區和雅安地區內部道路的開拓。據任乃強、任新建先生《“朵甘思”考》一文考證，朵甘思宣慰司所轄的朵甘思地裏管軍民都元帥府，治地在今甘孜州鄧柯南部德格縣的俄支，鄧柯地處康、青藏古代交通樞紐位置，元代僧俗並用。朵甘思哈答、李唐、魚通等處錢糧總管府中的哈答，即今乾寧；李唐，即今理塘；魚通，即大金川下遊，大渡河西岸魚通河流域一帶，折多山以東的康定縣爐城區、魚通區、金湯區、孔玉區等地。這個管理康南、康東、康北錢糧的機構，其治所當在乾寧這樣地位適中、交通方便之處。碉門、黎、雅、長河西、寧遠等處軍民宣撫司轄大渡河東西兩岸之地。其中碉門即天全縣、魚通即康定縣、黎即漢源縣、雅即雅安、長河西即康定咱裏、寧遠即瀘定縣冷磧。六番招討司治所在寶興縣靈關，包括以寶興、蘆山、名山、雅安四縣境。剌馬兒剛等處招討使司，其地在今西藏芒康縣。奔不田地裏招討使司，轄控巴塘、德榮一帶，為康、滇、藏交通要衝。奔不兒亦思剛百姓，治白玉縣，朵甘思招討使，治甘孜縣一帶。從上述元朝朵甘思宣慰司分別在德格、乾寧、理塘、康定、瀘定、巴塘、白玉、甘孜、漢源、雅安、天全、寶興，包括今甘孜州的康東、康南、康北、康西和雅安地區設置地方機構，可以看出甘孜地區的內部交通道路比前代有所發展，實際上已為開辟一條由雅安經康定而至西藏的道路奠定了基礎。
但是，在宋元時期，由於青藏道不僅是西藏通往中原的官道，而且也是主要的商道。宋朝為了獲取西北戰馬，將四川所產的大部分茶葉都運往熙（今甘肅臨洮）、河（今甘肅臨夏）易馬。每年運銷西北藏區的茶葉多達1000萬斤以上。宋朝在四川黎、雅、碉門進行的茶馬貿易，主要是購買不堪作戰的羈縻馬，茶葉銷售的數量遠比在西北銷售的數少，隻能滿足大渡河流域沿邊部族的需要。西藏地區藏族所需茶葉隻能通過青藏道從西北地區獲得。元代四川經濟殘破，茶葉產量劇減，由黎、雅、碉門輸往藏區的茶葉比宋代更少，四川漢區與藏區經濟交往削弱。加之政區的阻隔，也削弱了四川漢區與甘孜藏區的聯係。所以，元代甘孜藏區內部交通雖比宋代發達，但仍未正式開通由四川直達西藏的道路。直到明朝建立後，西藏等各藏區與明朝的政治經濟關係發生了重要變化，才最終促成了川藏道的開通。
明朝建立後，沿襲元朝扶持喇嘛教的治藏政策，對歸順明朝的藏族僧俗領袖都一律授予新的官職。為此，明朝在藏族地區冊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和眾多的“大國師”、“國師”、“禪師”等僧官以及一大批各級俗官，並規定他們必須入朝進貢。這種“多封眾建”的做法，分散了各教派的勢力，相互牽製，任何一派都不能獨攬大權，便利了明朝對藏區的監督和治理。同時明朝對元朝藏區的行政區劃作了調整和重新劃分，把元朝設置的三個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改為朵甘都司和烏思藏都司二個地方行政區劃。原元朝吐蕃等處宣慰使司的脫思麻所屬唐宋時期歸中央王朝管轄的青海東部、甘肅南部劃歸陝西管轄，四川阿壩地區歸四川管轄。吐蕃等路宣慰使司的朵甘思中的黎、雅、天全、蘆山、寶興、名山，乃至瀘定等地亦重新劃歸四川管轄。這種對藏區“多封眾建”的治藏政策和對元朝藏區行政區劃的調整，促使四川必須加強同朵甘思藏區的政治經濟聯係，處理好漢藏關係，鞏固四川安全。為此，洪武十九年（1386）設雅州、碉門茶馬司，同甘孜藏族開展漢藏互市。洪武二十一年（1388）二月禮部主事高惟善自長河西、魚通、寧遠等還，又建議朝廷在瀘定地區駐軍設防和將茶馬貿易市場由黎雅、碉門推向瀘定的岩州。他說：“在岩州（今瀘定嵐安區）、寧遠（今瀘定冷磧）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番民所處老思岡（當為今康定、瀘定一帶）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岩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為非。”“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宣悉免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岩州，置倉收貯，以易蕃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箭爐（今康定）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之慕擅，歸市必眾。”“岩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物貨至者必多。”這樣不但能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而且黎、雅有了“保障，蜀永無西顧之憂”。所以他進一步建議，“碉門至岩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裏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略，邊境無虞”。這個建議當即得朱元璋的同意，“從之”，並親自過問這條道路的擴建工程。據《明太祖實錄》卷256記，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丙午，“上諭左軍部督府左都督徐增壽曰：曩因碉門距長河西口道路險隘，以致往來跋涉艱難，市馬數少。今聞有路自碉門出枯木任場徑抵長河西口，通雜道長官司，道路平坦，往來徑直，爾即檄所司開拓，以便往來”。雜道即今瀘定縣北大渡河東岸的岔道。這條道路自今天全縣長河壩翻門坎山，過幹溝，到大渡河東岸瀘定縣的嘉慶、岔道，在嵐安區以西的烹壩或若吉渡大渡河，經瓦斯溝到達康定。隨著經碉門至康定道路的開拓，洪武三十年（1397），明朝在四川的成都、重慶、保寧、播州修建四大茶倉，以待客商納米中買，及與西番商人易馬。除將雅州、成都所產茶葉外，還從夔州、敘州等地把茶葉運至雅州、碉門茶馬司銷往藏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