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軍事家的範仲淹
在我國北宋王朝的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偉大的改革家兼文學家：一個是王安石，另一個就是範仲淹——他在宋仁宗慶曆年間主持了慶曆新政。其實，範仲淹還是一個軍事家，可能是他在政治上、文學上成就太大，而使人們較少論及他在軍事上的貢獻。這裏僅就他在陝西防禦西夏的戰爭中的功績作一介紹。
西夏是11世紀初我國黨項族貴族在西北地區建立的政權，同遼、宋、金相繼並存近300年之久。宋朝建立後，宋太宗想鏟除黨項的割據勢力，激起了黨項貴族的反抗。宋太宗和真宗時期，宋夏間經常發生戰爭。西夏多次打敗宋軍，不斷向四周擴張；到仁宗時期已占今甘肅的大部、寧夏全部、陝西北部和青海、內蒙古的部分地區。宋朝不得不封其首領為定難節度使，承認西夏的地位，才使宋夏戰爭基本停息。仁宗天聖十年（1032）西夏主元昊即位，逐步建立了中央專製王權。景祐五年（1038），元昊正式稱帝，國號大夏，建都今寧夏銀川市，又準備向宋朝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這時宋朝雖然遠比西夏文化發達、經濟繁榮，但軍事上極其虛弱，而且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上屢屢失誤。寶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圍攻陝西延安，大敗宋軍，陝西危急，朝廷震恐。宋朝乃啟用韓琦、範仲淹主持陝西防務，保衛西北邊疆的安全。
範仲淹到陝西後，根據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的戰爭原則，審度西夏是軍事上的強國，地域上的小國，經濟上的窮國；宋朝是軍事上的弱國，地域上的大國，經濟上的富國等敵我政治、經濟、軍事形勢，製定了“守邊城，實關中”的防禦戰略。他竭力反對對西夏發動戰略進攻，認為西夏境內多沙漠，一旦進兵，糧草運輸十分困難，很容易受到敵人邀擊，使大軍處於師老糧匱的境地。他還認為，以太宗時期的精兵宿將尚不能取勝，像現在這樣薄弱的兵力就更無獲勝的希望。
範仲淹的戰略防禦，並不是消極防禦，而是主張攻守結合，守中有攻，在戰略防禦中開展戰役進攻。他根據在宋、夏犬牙交錯的邊界中，宋軍的防線沒有形成整體，被敵人切割成許多不連貫的防區，不能相互救援的態勢，主張近攻，占領宋、夏交界的戰略要地。這樣，既可打掉西夏進攻宋朝的橋頭堡，又可加強宋軍的整體防禦戰線。康定二年（1041），範仲淹任延安長官時，就在敵我犬牙交錯的軍事要地修築城寨。同年四月範仲淹調往陝西耀縣，繼任者龐籍繼續在控製敵軍出入的地方修築了一些城堡，使延安的安全有了保障。慶曆元年（1042）正月，範仲淹任甘肅慶陽長官時，又修築了一些城砦，屏障邊城。他在馬鋪寨修築的大順城，就是著名的軍事城寨。馬鋪寨是地處西夏腹心的軍事要地，與西夏軍隊控製的金湯、白豹二寨互為犄角。範仲淹極其迅速地密遣兒子範純佑和少數民族首領趙明占據其地，然後派大軍偃旗息鼓隨行其後。諸將還不知所向，到達目的地始令築城；旬日之間大順城築成，敵人方才發覺，雖派三萬騎兵來爭奪，可是為時已晚，被宋軍擊退。從此，白豹、金湯的敵人再不敢輕舉妄動，終於阻止了西夏對慶陽、環縣的進攻。
作為一個政治家，範仲淹在陝西防禦西夏進攻時，特別注意爭取用和平手段來解決國內的民族戰爭，依靠和團結少數民族共同反對國內民族之間的掠奪和殘殺。康定二年（1041）正月，範仲淹曾在《答元昊書》中分析戰爭給雙方帶來的痛苦，指出繼續進行戰爭會帶來的災難，以及和好相處會給西夏帶來的好處，希望元昊坐到談判桌上和平地結束這場不義的戰爭。當元昊拒絕和平建議後，範仲淹便把主要精力用來團結羌族人民共同反對元昊的掠奪戰爭。在宋夏邊界橫山一帶的羌族人民，勇猛善戰，是宋夏雙方都要爭取的力量；其地又是雙方都要占據的戰略要地。宋朝占據了橫山，依靠橫山一帶的羌族人民，就能憑高踞險，下瞰沙漠，列置堡障，派駐軍隊，據守險要，西夏軍隊就難於越過橫山進攻宋朝。但在宋真宗時宋朝放棄了橫山戰略要地，而且掠奪殺戮橫山一帶的羌族人民，激怒了羌族群眾，使其投靠元昊。元昊則利用橫山一帶的蕃部作為攻宋的向導和前鋒。針對這種情況，範仲淹把團結橫山一帶的羌族人民作為當務之急。他親自巡視邊境，犒賞諸羌酋長800餘人，閱人馬，立條約，明賞罰，深受羌族人民的歡迎。他在接待羌族酋長時，信任不疑，引至臥室，撤去警衛，推心置腹，以誠相待。羌族酋長送來兒子當人質，他都視若貴賓，出入自由。對因戰禍逃亡的羌族人民，則撥給土地，貸給糧食、種子、牛具，使其能夠恢複生產，各安家業；凡遇敵人進擾，又令退保城寨，保護他們的生命安全。邊界上的羌族群眾都對他心悅誠服。因為他是龍圖閣學士，都親熱地稱他為“龍圖老子”。過去被元昊引誘參加反宋的羌族人民都紛紛歸附宋朝，“自是始為漢用”。在此基礎上，範仲淹進一步組織沿邊羌族人民為“蕃兵”，委任首領為蕃官，由官府發給少量錢物，配合宋朝軍隊防禦邊境。這些蕃兵熟悉當地山川地形，能吃苦耐勞，勇猛善戰，他們從西夏的部隊中投歸宋朝，就分化瓦解了西夏的軍事力量，壯大了宋朝的軍事力量，改變宋夏雙方的力量對比，還節省了大量的軍費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