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優的手指
——關於《音樂家們的手指》是怎麼來的
這篇文章不聊《手指》一文的構思，也不反思什麼，就聊聊靈感的背後，到底是什麼東西讓故事變成現在這樣，而不是另一個樣子。
上個月我讀了《讀庫》的1803期。在第一篇《畢飛宇和他的王家莊》中，畢飛宇說到了童年和少年對一個創作者的影響，由此我開始思考，那些我以為是“靈感讓我寫出來”的東西，是否從根本上是來自童年與少年，準確地說，是過去的記憶的一角？那些我以為“我選擇寫了它們”的東西，真的是我選擇寫的，還是其實我根本沒得選？
比如，鍾關白小時候偷跑去獨奏會，第一次遇見溫月安的場景，我在寫完全文後發現了這個場景與我童年的聯係。
小學時我學鋼琴，母親帶我去一家劇院聽鋼琴獨奏會。當時觀眾席裏有很多同樣學鋼琴的兒童，這些兒童以及他們的家長應該占到全部觀眾的七成以上。我已記不清當時的演奏曲目，但忘不了現場的吵鬧。能記得這樣清楚，是因為由於真的太吵，那位外國鋼琴家彈到一半，一言不發地憤而離場。今天在國內聽音樂會應該已經見不到這樣的場景。大約三年前我在國家大劇院聽勃蘭登堡交響樂團演奏德沃夏克，現場已是另一幅畫麵。
我現在回顧那個台下坐滿了小朋友，鍾關白一個人跑上台去的場景，發現它確實來源於我的童年，所以它不是別的樣子，它就會有找了托的司儀，有興奮發表自己看法的小朋友，它就是現在文中的樣子。
當然這個場景裏還有一個溫柔耐心的溫月安。他是至少三個人的集合。其中一個人我沒有見過，僅僅在我少年時期一位朋友的口中出現過，這個人是我朋友的鋼琴老師，小時候因為一場事故截肢。我朋友這樣描述她的鋼琴老師：他溫和，博學，風格很高，是她見過最紳士的長輩。在我的少年時期，紳士還沒有其他意味，隻為表達崇敬與仰慕。
關於溫月安的外貌和氣質，來源於另一個人。大約在五、六年前，我在長沙的桃花嶺看見了一位坐輪椅的老人，由一個年輕人推著。那時候正是春天，嶺中水流清澈，滿山的花都開了。那位老人穿一件像厚長袍的對襟布衣，頭發全白了，梳得整整齊齊，舉止之優雅，麵容之淡然，令人折服。我從沒見過眼神那樣澄澈的老人，當時就想，真像民國舊照裏的美人，今日出門，想必也是來賞花，可惜不如我運氣好，花外還賞了人。
第三個人，是我的一位老師。付諸筆端的師生情，多半源於這位老師，在此不多提。
人物也不是全有原型。有讀者朋友說，感覺到我，即作者本人是一個鍾關白和陸應如的結合體。還有兩個朋友，一個明示，一個暗示，雙雙表示文中對音樂的追求，其實是作者對自身寫作追求（或者說，一切創作）的一個隱喻。應該說，我沒有鍾關白的天賦，也沒有陸應如的能力，鍾關白的笨拙還是有一點。
一個作者在寫一個東西的時候，常常不是為了寫它，這很普遍。將音樂作為載體，很大一部分原因確實是因為喜歡，寫這一篇文給了我花時間去聽音樂會、逛音樂家博物館、看古典樂相關書籍以及練琴的借口，因為喜歡好像不是正當理由，寫作當然是正當理由啦。
不能否認的是，音樂和文學非常像（此處沒有認為我寫出來的東西能算得上文學的意思）。曾有樂評人也用過這樣的比喻：音樂是一個過程性的東西，欣賞一首古典樂曲，與欣賞一幅畫不同，它更像閱讀一本書，那不是一瞬間的感覺，它需要時間的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