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周邊的人都對鬼神狂熱崇拜之際，孔子敢於唱對台戲，這體現出孔子不盲從、不畏強暴、不屈不撓、實事求是的精神。同時，孔子用以上簡短的話語表達了他的鬼神觀及彰顯了他的經驗論與重視理性的精神，而這些都是默頓科學精神特質的內涵。默頓界定的科學精神特質中“普遍主義”直接表現在下述準則中，即關於真相的斷言，無論其來源如何，都必須服從於先定的非個人性的標準：即要與觀察和以前被證實的知識相一致。
三、孔子的科學精神綿延到後來的儒家
孔子的科學精神綿延到後來的荀子、董仲舒、張載、朱熹、王陽明等人。以默頓所規範的科學精神特質做參照物，這些儒家的思想都蘊涵在默頓所闡述的“普遍主義”中，特別是與默頓所闡述的這句話很相符。那就是“普遍主義直接表現在下述準則中，即關於真相的斷言，無論其來源如何，都必須服從於先定的非個人性的標準：即要與觀察和以前被證實的知識相一致。”他們的行為具有“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普遍的懷疑精神”。
（一）荀子“明於天人之分”的唯物主義自然觀
荀子既重視天道，又強調人為，他提出了“明於天人之分”的光輝命題。他的自然觀具體體現為“天道自然”的思想、“天行有常”的思想、以及“製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之中。
荀子認為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被認為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天論》）。荀子指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天論》）“常道”、“常數”都是指自然界固有的法則、規律性。荀子提出“製天命而用之”這一命題，就是提倡要遵循自然規律辦事。他在《天論》一書中指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其意思就是：自然界是按其自身固有的規律運動變化的，它不因人世間統治的好壞而發生變化；相反，人們隻有遵偱自然規律，才能取得好的結果；如果違背自然規律，就要遭殃。遵循自然界規律辦事有其存在的時代意義與現實價值，這具有默頓所規範的科學精神特質。
（二）董仲舒用陰陽觀點解釋世界是科學的
西漢儒學大師董仲舒（前179—前104）所倡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漢武帝采納。從此以後儒學在封建社會中一直占據顯赫的地位，董仲舒的思想也因此影響深遠。董仲舒寫道：“陰與陽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晉初劉智簡單明了地指出，“陰陽相承，彼隆此衰”。這是對“一休一伏”和陰陽波動的最好解說。董仲舒思想中的陰陽觀點對後人影響很大，董仲舒的陰陽觀彰顯著他的科學精神特質。
（三）張載的氣化論
張載明確地把“凡有皆象，凡象皆氣”（《易說》下）的唯物論與“動必有機，動非自外”（《正蒙·參兩》）的辯證法結合起來，得出了“知虛空即氣則無‘無’”（《正蒙·太和》）的結論。
張載的“氣化論”具體表述為：虛和物、無和有、事實上是統一的，統一於氣，無形的“虛”和有形的“物”都是氣的存在形態；“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張載並且指出這種變化的動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
張載的“氣化論”與康德的“星雲假說”，以及與“宇宙大爆炸論”有相似之處。其相似之處在於——都是氣的變化而形成物質，變化的原因都是來自內部。而張載做出這種猜測卻比康德的“星雲假說”早七百多年。不言而喻，張載的“氣化論”有其科學性的一麵，張載的“氣化論”也正體現了張載思想中蘊涵著科學精神特質。
（四）朱熹的“格物窮理”的認識論
李約瑟博士稱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的人”，胡道靜先生稱“朱熹是曆史上一位有相當成就的自然科學家”，董光璧稱朱熹是“一位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朱熹的科學思想已得到世人的認可，筆者在這裏就其“格物窮理”來分析其所蘊涵的科學精神。
朱熹通過三個命題來呈現其“格物窮理”的認識論。一是“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語類》卷九）；二是“窮理”通過“格物”；三是“力行”首在“致知”。朱熹的理分為“性理”和“分理”，性理指事物內部所稟得的天理，分理指具體事物的規律、本質。“窮理”就是探究事物的本質、規律及天理，而途徑是“格物”。所謂格物就是接近事物並加以考察與觀察，甚至是去身體力行之，從而達到“致知”之目的。朱熹的“格物致知”論透析出朱熹思想中蘊涵著科學精神特質。
（五）王陽明的天道觀
王陽明是很重視自然知識、重視天道的。他的天道觀乃至自然物候變化的論述包含“元”、“會”、“運”、“世”、“年”、“月”、“氣”、“候”、“日”、“時”。他曾說：“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氣候圖序》）王陽明的天道觀與對自然物侯變化的論述透析出他的思想中包含著科學精神特質，這種精神特質隻是鮮為人知罷了。
四、對李約瑟難題的反思
（一）李約瑟難題的提出
李約瑟在不同的時間中在不同的書本中所提的問題有所不同。1954年，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序言中，首次提出這樣的疑問：在第一至第十五世紀，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遙遙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可是，中國的科學為什麼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並且隻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論？歐洲在16世紀以後就誕生了近代科學，這樣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產生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麼？1964年，李約瑟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中提出“為什麼近代科學，亦即經得起全世界的考驗，並得到合理的普遍讚揚的伽利略（Galileo）、哈維（Harvey）、維薩留斯（Vesalius）、格斯納（Gesner）、牛頓（New ton）”的傳統——這種傳統注定會成為統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論基礎——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發展起來呢？”這些問題就是“李約瑟難題”。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恩·博爾丁首先明確提出“李約瑟難題”這一說法。經過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雷斯蒂沃的歸納和科學史家等人的質疑，“李約瑟難題”才不脛而走，不久就傳入中國並引起廣泛的重視。
（二）國內外學者對李約瑟問題的研究
自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李約瑟難題”幾乎一直是我國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1982年掀起了國內研究的第一次高潮；1990年掀起了難題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最近的2000年，掀起了第三次對難題的研究高潮。據中國學術期刊網統計，僅1994年至今直接以“李約瑟難題”為標題的研究論文就有百餘篇。綜合考察解“李約瑟難題”的觀點發現其中有順著李約瑟思路對中國文化妄自菲薄；亦有反對李約瑟觀點的。
對中國文化妄自菲薄的有以下這些觀點：地理環境阻礙論，語言文字障礙論，製度決定論，內部因素說，綜合因素說等等，不一而足。
反對李約瑟觀點有以下四個觀點：一種解答是幹脆否定“李約瑟難題”，認為“‘李約瑟難題’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另一種解答是認為李約瑟難題有邏輯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