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觀點是反對用歐洲早期科學和近代科學為標準，來評價非歐文明。第三個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科學史家席文，他在1984年發表的《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科學革命——或者它真的沒有發生嗎？》一文，他提出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環境不同於西歐，不能要求在西方發生過的曆史在中國同樣發生……同時，他還反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和輝格式的曆史研究方法，反對用歐洲早期科學和近代科學為標準來評價非歐文明。
第四個觀點是認為中國沒有科學。第四個觀點代表人物有：任鴻雋、馮友蘭、竺可楨等人。1922年，現代新儒學馮友蘭在《國際倫理學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三號上發表了《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曆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一文。文章通過對中國哲學傳統的簡要但卻係統的考察，試圖從哲學層麵揭示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並得出結論：“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標準，她毫不需要。”
美國科學史家席文提出：“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環境不同於西歐，不能要求在西方發生過的曆史在中國同樣發生。”⑤筆者認為，“近代科學”是由西方多個國家與民族的集體貢獻而產生的。“近代科學”的中心不是一成不變地固定於某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一直處於動態轉移的過程之中，大體上經曆了從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這樣一個次第興盛的曆程。譬如，哈維醫生、科學家牛頓都是英國人，伽利略是意大利人，格斯納是瑞士博物學家，維薩留斯是比利時佛蘭芒族人……。拿中國與整個西歐國家比文化成就，很顯失公平，有西方霸權主義傾向。所以，筆者很讚成美國科學史家席文“反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和輝格式的曆史研究方法，反對用歐洲早期科學和近代科學為標準來評價非歐文明”。
現代新儒學馮友蘭談道：“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標準，她毫不需要。”在此，筆者不想討論中國有沒有科學這個問題，筆者通過曆史史實看到了這樣一個現象，中國在被英國用大炮轟開國門之前與靠“圈地運動”起家的英國比也落後不了多少。實際上，即使到了清代前期，中國占世界人口的1/3，生產糧食能養活這麼多人，說明中國農業是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的。據戴逸先生研究，當時中國的工業產值在全世界占32%，而全歐洲的工業產值僅占23%。可見中國當時的工農業總產值是世界上最高的，當時生產力與總體國力都居於世界的前列。
後來，中國之所以大大落後於西方國家，而開始於十六世紀的西方近代科學之所以會成為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關鍵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曆史事件要放在曆史進程的大背景中才有對比的可能和意義。科技發展也是曆史事件，所以推敲科技發展問題也不能離開曆史進程這個大背景。就算中國科技一直停留在經驗階段，甚至不發展，可是也許哪一天中國也會主動的融入世界先進的行列中去。那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性——在發展中挫折，在挫折中前進，就像歐洲經曆了“中世紀的黑暗”最後卻自我突破發展出近代科學一樣。
可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強大起來後，就去侵略中國、印度等落後的國家。從1840年開始，中國經曆了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戰爭，以及外國殖民者在中國掀起了強占租界地與瓜分勢力範圍的狂潮……任何一個國家在這種環境中求生存都很難，更不用說科技會進步。
五、效仿孔學之風範以解“李約瑟難題”
不言而喻，孔子及其後來的儒家思想中所蘊涵的科學精神特質是有利於科學的發展。這些儒家思想中重理性、重功利的一麵也不會成為阻礙科學的發展的絆腳石。默頓曾經說過：“功利性應該是一種科學可以接受的副產品而不是科學的主要目的”。科學的主要目的是“擴展被證實了的知識”。筆者在此提倡學習孔學之風範，以解“李約瑟難題”。
（一）關注現實社會生活
李約瑟博士認為“儒家有兩種自相矛盾的傾向，一方麵它助長了科學的萌芽，一方麵又使之受到損害。因為就前一方麵來說，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對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就後一方麵來說，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傾注於人類社會生活，而無視非人類的現象，隻研究‘事’（affairs），而不研究‘物’(things)。因此，對於科學的發展來說，唯理主義反而不如神秘主義更為有利”。
而筆者卻認為這恰恰是儒家的高明所在。勿庸置疑，人們發展高科技的目的是為了生活得更好，然而高科技是一把“雙刃劍”。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認為：“科學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對提供毀滅人類社會的工具負有責任，據說，它會使我們的文明陷入永久的黑暗和混亂之中。”兩次世界大戰血淋淋的現實還曆曆在目，那是高科技用在非理性的一麵的例子之二。而儒家強調唯理主義以及重視引導人們關注現實生活，這可以說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基調，也是更有利於科學發展。
（二）提倡“仁愛”之美德
在《論語》中有段話：“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這是他世界觀的核心。
孔子的仁愛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成為中華傳統美德。正因為儒家仁愛思想孕育了中華民族“厚德載物”之美德，所以，中國無論如何強大也都不會去侵略其他國家。而恰恰相反的是西方國家的一強大就去侵略他國。這從整個人類曆史進程史來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人為地讓世界曆史進程倒退。
當筆者在反思“李約瑟問題”時，似乎覺得李博士很自豪於大西洋沿岸能產生出近代科學。在各國都在進行高科技競賽的當今時代，在國防軍事方麵都在進行高科技的較量，導彈、原子彈等先進武器若都應用出來，可能會讓地球上的文明毀滅好幾回。再加上日益嚴重的全球化環境汙染問題，大家都在擔心地球的存在期限。因此，有識者都在想人類的未來何去何從？有科技實力的國家就想轉移到其他星球上去住。雖然“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但是，也許還沒等到那天，若再出現“希特勒”之流的人，地球文明就要毀滅了。因此，在高科技時代，更要關注人文精神的發展。
（三）中庸之道
孔子曾說過：“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孔子提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這是孔子第一次提出中庸這個概念。孔子提出中庸之道應用之原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第六章）孟子對孔子的“中庸”思想做了充分的發揮，他認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一章）中庸之道雖然是規範人們的倫理思想，但是它肯定了一定事物或行為的質與一定的量相聯係，達不到或超出了這個量，質就要轉化，要求反對“過”和“不及”。這關係到“質”與“量”在轉化過程中“度”的問題，這蘊涵在默頓所界定的科學精神特質的範疇中。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處理事情若能做到中庸之道，是非常理性而智慧的。提倡個性自由化的後工業化時代的大多數人們在行為準則上有“過”和“不及”之現象，不同國家在處理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與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方麵也存在“過”與“不及”之狀況。因此，當我們在解“李約瑟難題”時，不要局限於問題本身，為問題而解答問題，我們要站在曆史發展的長河中看問題。當我們在解李約瑟難題時，不要忘了一個根本，那就是：我們無法選擇固有的生產力，我們隻能麵對它。當我們麵對固有的生產力時，我們要遵循客觀規律。同時，我們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全盤拋棄中華文化傳統中的精華部分，也不要跟著李約瑟學者非難儒家思想的思路走。我們應當很自豪於孔學思想中科學精神處處可見。當我們在反省我們的不足時，我們更要堅信孔學思想中所擁有的科學精神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