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安帝元初二年（115），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裏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裏、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116）秋，漊中、澧中蠻四千人並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
6.順帝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137）春，蠻兩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後臨朝，下詔增進秩兩千石，賜錢二十萬。
7.桓帝元嘉元年（151）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153），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
8.永壽三年（157）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160）秋，遂抄掠郡界，眾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裏，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征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複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於是以右校令度尚為荊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複寇桂陽，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186），武陵蠻複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
如此頻繁的反叛征討戰爭，尹珍是不會冒著生命危險就近向東穿越蠻反地區前往武陵的。
那麼除了南下和東進的可能性不大外，尹珍前往洛陽隻能從北麵走，這裏有兩條線路可供選擇，一是從巴郡（重慶）經長江北上洛陽；二是沿巴蜀到長安的道路去洛陽。尹珍會選擇哪一條線路呢？
第一，查《宋書·誌第二十八·州郡四》，“巴郡太守（治江州，今重慶）……去州內水一千八百，陸五百，外水二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
《宋書·誌第二十七·州郡三》，“荊州刺史，漢治武陵漢壽，魏、晉治江陵……此後遂治江陵。……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
重慶經荊州至京都（建康，今南京）長江水路6000裏，荊州去京都（建康，今南京）長江水路3380裏，由此可知重慶至荊州水路為（6000-3380）2620裏。
再查《後漢書·郡國誌》：南郡（荊州）至洛陽1500裏。
由此計算出，重慶經水路長江東到荊州，再經陸路北上洛陽為（1500+2620）4120裏。
第二，查《後漢書·郡國誌》：巴郡（重慶）至洛陽3700裏。這是向北經長安陸路。
由以上分析比較得出，從重慶出發到京都洛陽，有兩條線路：向東經長江水路和向北經長安陸路可知，水路比陸路多420裏。
因此，尹珍如果選擇經長江水路，要比陸路遠幾百裏，還有經過長江三峽的水運是否普及到民間往來，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尹珍的選擇。
大家知道，秦漢時期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西南夷地區的開發也是由北向南，像子午道、金牛道、五尺道、南夷道等連接西南地區與北方的道路也是由朝廷組織修建的，通向北方的交通要比其他地方成熟得多。綜合以上四條線路對比分析，尹珍北上中原求學路線，在考慮人身安全、交通條件（大多為國家修建的驛道）等因素下，選擇走北方經長安到京師洛陽的的可能性最大。具體線路為：從家鄉毋斂壩出發，先到鄨縣（遵義），再走平夷縣（畢節）連接僰道縣（宜賓）的南夷道，過江水（長江）北出達漢安縣（內江）後沿沱江流域而上，經資中縣（資陽）、牛鞞縣（簡陽）後再走陸路到蜀郡，從出蜀古道過廣漢郡（廣漢）、漢中郡，翻越子午穀經長安到京都洛陽。即：
毋斂壩（新州）→鄨縣（遵義）→平夷縣（畢節）→僰道縣（宜賓）→漢安縣（內江）→資中縣（資陽）→牛鞞（簡陽）→蜀郡（成都）→廣漢郡（廣漢）→漢中郡→長安→洛陽。
全長行程約六千裏，曆時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