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交趾向宋朝的進貢和宋朝對交趾的冊封較為頻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宋朝對待大理國請求朝貢和冊封的要求卻相對冷淡和慎重。有宋一代，宋朝統治者對大理國始終堅持使其“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禦戎上策”。因此，宋朝多方限製與大理國的政治交往，盡量避免兩者之間的直接接觸。乾德三年（965）夏，宋軍平蜀，“黎州遞雲南牒，稱大理建昌城演習爽賀平蜀之意”；太祖開寶元年（968），黎州再次接到建昌城牒，“雲欲通好”，可宋朝毫無響應，惟是大理國遣黎州諸蠻“時有進奉”。太宗太平興國初，“（大理國）首領有白萬者，款塞乞內附，我太宗冊為雲南八國都王”，但宋朝“不與朝貢”。此後，大理國主曾數次派遣黎州諸蠻朝貢於宋，並再次上表請求冊封，宋朝卻答：“卿當善育民人，謹奉正朔。登封之請，以俟治平。誕布朕心，固宜知悉！所請宜不允。”神宗熙寧九年（1076）大理國遣使封表並攜重貨朝貢於宋，宋朝又是僅待之以禮而不予以冊封，大理國“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徽宗政和六年（1116），大理國主段正嚴與權臣高量成謀求歸宋，遣使攜物及樂隊入宋進貢，盛意難卻之下，宋朝亦遣使正式冊封段正嚴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然而，此次冊封僅是宋朝一權宜之舉，大理國並未能建立與之穩定的臣屬關係。徽宗宣和元年（1119）廣州觀察使黃璘便因此事以“貪功枉上，輕啟邊事”獲罪，“自是大理複不通於中國，間一至黎州互市”。此後大理國高泰運又貽木夾書於邊將駱魯瞻以求向宋入貢，宋朝依然“未之許”。高宗紹興三年（1133），大理國複遣使至廣西請求入貢與市馬，高宗則答以“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紹興四年（1134），大理國又請求朝貢和互市，高宗仍是“止令賣馬，不許其進貢”，明確拒絕與大理國建立的宗藩關係。遵循朝廷的意誌，南宋廣西任官均執行疏遠大理國的政策，如在張拭任職期間，“大理不敢越善闡”。如是南宋與大理國的政治交往比北宋更為冷淡。
不僅在進貢和冊封的問題上宋朝是厚待交趾而冷淡大理國，宋朝還消極處理越南的軍事侵擾。至道元年（995年），廣南西路轉運使張官、欽州如洪寨兵馬監押衛昭美等上言：“交州戰船百餘艘寇如洪鎮，略居民，劫稟食而去。”太宗皇帝卻“誌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大中祥符二年（1009），交趾“劫海口蜑戶，如洪主李文著以輕兵襲擊，中流矢死”，宋朝僅“詔督安南捕賊”，輕率地處理了此事。天聖六年（1028年）交趾李公蘊“令其子弟及其婿申承貴率眾內寇”；景佑三年（1036），李朝“其甲峒及諒州、門州、蘇茂州、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門州及諸峒，略居人牛馬，焚室廬而去。”嘉祐四年（1059）李朝“寇欽州思稟管”，五年（1060）交趾又“與甲峒賊寇邕州”；嘉祐八年（1063）交趾使臣命“內侍省押班李繼和喻以申紹泰入寇”，然而“宋廷以紹泰一夫肆狂，又本道已遣使謝罪，故未欲興兵”。熙寧年間，越南對宋朝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寇邊事件。交趾率十餘萬軍隊，水陸並進，大舉伐宋。攻陷了欽、廉州，圍攻邕州四十餘天，“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並欽、廉州死之者，凡十餘萬人。常傑等俘虜三州人而還”。以上交趾對宋朝的屢次侵擾，與宋朝對交趾的縱容是分不開的。熙寧十年（1077），交趾李朝又以“宋行青苗法，殘害中國民，興師問罪，欲相救也”為借口，對宋朝發動了更大規模的軍事侵擾，宋朝對此次入侵進行了反抗，收回了“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為維持與交趾的藩屬關係，在取得軍事勝利下，宋朝還將一些原屬於宋朝的邊地割讓與交趾。如廣源州（順州），神宗認為：“乾德犯順，故興師討罪。逵等不能討滅，垂成而還。今順州荒遠瘴癘之地，朝廷得之未為利，豈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獲，朕尚閔之，況使十損五六邪？”轉運副使苗時中亦言：“順州所築堡寨，深在賊境，饋運阻絕，戍卒死者十常八九，不如棄之。”就此，宋朝於元豐二年（1079）以“其地近交趾”而將邕管羈縻管轄的廣源州劃歸交趾。另外，還把原本屬於宋朝之地的“八隘之外集樂六縣，宿桑二峒”割予交趾。
宋朝在縱容交趾的軍事侵擾的同時，對境內的民族叛亂卻極為重視，盡力鎮壓。由於宋朝對交趾侵略行為的一味姑息和縱容，引發了儂智高起事。仁宗皇祐五年（1053），儂智高率眾攻破橫山寨，進圍邕州，之後又攻入橫州、桂州、龔州、藤州、梧州、封州、康州、廣州等地，聲勢之浩大，給宋朝巨大的震動，宋朝派陳曙、狄青等領軍進行圍剿方平息儂智高起義。交趾軍事侵擾及儂智高起義促使宋朝統治者意識到“朝廷之憂，不專在於西北也”，“國朝以契丹、元昊為憂，不知儂賊猖獗”。寶元元年（1038），撫水州首領率眾攻打融州、宜州。宋朝征調邵州、灃州、潭州戍兵數千人前往鎮壓。熙寧初，宜州知州錢師孟、通判曹覿“擅裁侵剝之”，引起少數民族的反宋鬥爭，宋朝“征發在京驍騎兩營及江南、福建將兵三千五百人”準備對該起事進行鎮壓，後因少數民族首領率眾投降而罷。
結語
宋朝之所以區別對待大理國和交趾，與宋朝對大理國和交趾的看法有莫大關係。宋朝本著“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的曆史教訓，認為大理即唐之南詔，唐朝征討南詔的慘敗和南詔入寇四川暴行成為宋人揮之不去的陰影，所以深信“蠻夷桀黠，從古而然”，故而“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而且“蠻夷熟知險易，商賈囊橐為奸，審我之厲害，伺我之虛實”；加之宋朝南方無重兵，很難抵擋大理國可能發動的軍事攻擊，而為了確保與大理國毗鄰的四川的安全，宋朝隻能通過極力限製大理國的朝貢，抵製大理國的冊封要求這一方法來實現“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禦戎上策”。至於交趾，宋朝一方麵是由於軍事力量的不濟而未能對其實現軍事征服，甚至很難對邊境實施有效的防禦，故而交趾對廣西軍事侵擾不斷而宋朝又不能有效回擊，因而隻能通過頻繁的進貢和冊封來消弭可能進一步激化的民族矛盾；另一方麵，交趾對宋朝的侵擾多發生在廣西邊州地區，其破壞性不如儂智高起事這種內患深重，而且交趾對宋朝潛在的威脅不如大理國那樣強大，故而宋朝對待交趾的治策自然有別於大理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