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之發言，大意為一方掌故傳說，托諸歌吟表演，俾其流播傳承，非止於自娛自樂，姑不論其編導好壞，做法本身即當肯定。古今殺一無辜，人皆知其有罪；而滅絕一文化遺產，毀壞一民族村寨，卻無動於衷，坦坦然從而受之。然今日滅一文化遺產，明日滅一文化遺產，今日少一民族建築，明日少一民族建築，則華夏非華夏，中國非中國，不僅民族精神無掛搭之處，即文化傳統亦連根拔起矣。
餘又以為侗戲侗歌之演唱保存，雖未必就能入於廟堂，然既為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其義即不可淺而視之。司馬遷豈不早就有言：“樂，所以移風易俗，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故凡有心保存文化，尊重文化之價值者，餘均對其表示敬意，至於雅俗之分別，則不遑詳論矣。蓋村歌廟樂，流別分殊，體製迥異，則當各得其宜，互不僭越。民間風歌不必求其組織過工，廟堂雅頌亦不能俚俗媚眾，尺短寸長，質文互補，二者齊頭並進發展，方顯百花齊放景象。而傳統史家向不注意之民眾生活狀態，尤其各種習俗之微妙細節，亦當尋其原委，考其沿革——既適當“分拆”，以突出個案，呈現具體行為之場景；又留心整合，以勾勒宏觀，再現文化體係之大全——最終則揭示鄉民社會之真實，了解鄉土中國之原貌焉。
五、飽覽金鳳山風光
下午告別注溪，冒雨訪金鳳山。山在縣城東北，從注溪出發，驅車近三十裏，至山腰半峰，路徑狹小，乃改步行。沿途泥濘險滑，眾人相互摻扶，始得一登峰頂。
據同行者介紹，山上原有四十八庵，諸如玉皇殿、觀音堂、太上老君殿、八景宮、王母瑤池、玄女宮、女媧宮、南嶽宮、四大天王宮、寶鼎庵等，稱名琳琅滿目，殊難一一列舉，反映雖以釋氏為主，而亦雜入儒、道兩教，頗有三教合一，統合融會之發展勢態。而明代以來，晨鍾暮鼓，香煙繚繞，非僅為當地著名八景之一，亦淳化一方風俗，吸引四方香客絡繹朝拜，聲名遠播湘黔兩省。惜晚近毀損嚴重，今僅存一寺，名金鳳寺，共四重殿宇，乃“文革”結束後重建，然已非昔日規模。故雖為地方名山，望重數代，然香客始終稀少，且久乏僧人長往。
步行尚未至寺前，路折入懸崖處，忽見兩棵銀杏老樹，危幹橫斜淩空，枝葉扶疏四伸，半在雲霧繚繞之中。近前仔細觀之，則相攜相伴，偉岸站立，勁挺千丈，鬱鬱蔥蔥，磊砢婆娑，蔭岩竦壑，風姿卓然。而其兀立山野，俯瞰峭壁，傲睨四方，閑看春秋，與雲霞為伴，共蒼茫相處，雖年曆四百，仍不慕苑上，忠貞護寺，清寒自恃，淡泊孤峭。餘以為亦罕見難逄之奇緣，而覺舉目觸及之處皆生靈機矣。《尚書·舜典》：“納於大簏”；《史記·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餘有山林之想，已非一日矣。今睹物興情，懷想今古，俯仰天地，則油然興歎焉！
告別杏樹，步入寺內，未見香客，亦無人聲，一派寂然，甚感清淨。候之既久，始有一老嫗前來，詢之乃知其為寺內居士，三年前離家上山修持，每日頌念佛號，欲脫離生死無常大海，早升極樂至快之淨土。而寺內主持乃女尼，數年前擇地駐錫，閉關清修證源，究無量上乘大法。遂發心興修殿宇，擴充樓台，再振法鼓，重弘梵音。惟法物漸備，檀供稍崇，舊貌仍未重現，規模尚嫌狹小。雖勝跡之彰隱顯晦，在人而非在天，然欲真正恢複舊觀，仍有待機緣時日。
金鳳山寺雖有主持發心振興，然寺內迄今尚無其他出家眾，僅三、四居士主動護法，曆來人跡車塵罕至，寺內一派空曠岑寂。居士自種菜蔬瓜果，自食其力，兼為功課，亦大得農禪合一遺風。惜池台亭榭，虛閣長廊，大多凋舊，然亦甚有古風耳。
餘經山門步入大殿，頓覺青飆滿堂，非特境與心會，即神亦為之一爽。遂徑往廂房拜謁方丈，一侍者出屋揖禮作答曰：“已臥病榻數日，無法起身見客，殷殷歉意，望乞鑒諒！”餘則笑而漫應之曰：“五濁惡世，清修者甚少，望自珍重，少病少惱。”乃由居士引導，偕二、三同好，攀援陡壁，往探金頂，欲一覽四周群山脈形，俯察清水江川流走向。
金頂山峰霧氣壓頂，猶如雲海蒸水包裹。路途泥濘，徑甚險滑。向南行一裏，忽見一寺，雄居雲邊。入內輒見一觀音像，高約丈餘，晏坐威嚴，麵現男相，侗衣裝束。像後有摩崖圖刻，細審則為祝融，當地百姓奉為火神，時有香火供奉。廟外多見殘碑斷偈，惜雲霧繚繞晦冥，文字辨識頗為困難，所可大致判斷者，則多為乾隆時舊物。其中一碑，仆橫途中，殘損斷裂，字已漫患，可辨識者，尚有數行。同行者黃誠君，辨出“臨濟三十五世”六字。則山寺之建造年代，或當在雍正開辟苗疆之後，一度成為臨濟道場，乃破山門下法嗣！惜霧氣蔚蒸，四顧茫然，山形隱約不見，川流潛藏難窺。雄灝之勝，終未一覽。乃歎天地藏密蘊秘，遂悵惘留憾而歸。
當地盛傳稱乾隆嚐到此一遊，又雲南嶽乃金鳳而非衡山，均絕然不可據信。惟記憶傳說雖非曆史之真實，仍可見記憶認同之真實，從中正可略窺漢文化浸淫之深，地方民眾爭奪正統資源心態之誠。前人所謂向慕華風雲雲，庶幾可以形容之乎？當地人多稱金鳳山為南嶽，每雲先有金鳳山後有南嶽寺，亦可謂假借他省名山以自重，有意暗用佛教核心符號，強化自身之權威，提高本土之聲名，以便建構地方宗教秩序乎？惜來去匆匆，無從深考，徒留遺憾，彌補當俟異日也。而攀躋絕頂，摩沙古刻，仰止清域，心歸太虛，遨遊雲端，情動自然，華嚴境現，乃至樂而忘倦，老而忘憂，流連甚久，薄暮乃返。臆！斯亦意外之一大收獲，不能不記諸篇內也。
六、見證地方宗法社會存在形態
四月四月上午八時，由當地侗學會常務理事袁再學陪同，按原有行程計劃，驅車前往坌處考察。餘之所以選擇坌處為考察點之一，乃是因為清水江入天柱境後，流經村莊凡有宰貢、清浪、宰告、雄溪、長灘、興坡、長田、三門塘、拉賴、大衝、雞田等，坌處即為其中之一大重要渡口，乃聯結湘黔兩省之要害腹地。當地自明代初葉以來，即為四方商人采購木材之聚散區，不僅外來人口漸逐漸遷入，即文化交融現象亦極為突出。其中如三門塘古渡，實即坌處下轄屬區，餘曾四次往觀調查，察其地理位置，觀其曆年所立碑文，窺其木材貿易情形。當地木材運輸之繁忙熱鬧，三門塘迄今仍有乾隆時碑記載其事雲：“清江環下，濁浪排空，晝則舟楫上下，夜則漁火輝煌。”(三門塘《乾隆辛亥(1791)重修回龍庵碑記》)可證有清一代，不僅木材貿易繁榮興盛一時，而且財富亦因此源源液滾回流，形成不少商紳聚集碼頭。至於坌處之得名，據當地百姓解釋，乃侗語漢字音寫，內涵和睦相處之意。蓋商人四麵八方雲集，輒不能不有利益分配之爭執，乃至時生事端衝突，規約之法遂必然產生。而地名既稱坌處，則希望化解矛盾，祈求相互理解尊重，共臻和睦互利之境也。
坌處位於縣城南麵，與湖南省靖州縣毗鄰。清水江橫穿當地全境，全長約三十華裏。兩岸溪流縱橫，注入江中者達三十二條。全鎮非僅森林廣布山麓，即良田美土亦連片成塊。故餘所見之當地契約，總量雖僅六千，然與錦屏林契多而地契少相較，則可謂地契多於林契。學界長期受錦屏一地之契約文書誤導，以為清水江流域各縣，其所分布收藏之文書體係，皆無不以林契為大宗，不知其間仍大有區別，則不能不厘清辨明也。而餘亦因此屢欲親往其處，察看地貌地形，判斷地契林契形成之環境因素，以厭征實求是之心也。
考察點除坌處鎮所在地外，尚選擇其所下轄之鮑塘、孔阜兩村寨進行調研。行程所偕者為內子，寥峰、羅正副二人亦陪同。驅車沿清水河畔前行，一路飽覽煙雨迷茫之山水秀色，或觀山巒連片入雲，綠映川流，倒影搖離，斑駁深蔚；或覽江流奔走靜逝，蜿蜒曲折，悄無聲息，仿佛碧帶。山間半腰處，輒時見一、二村落鑲嵌其中，黛青一如，自然天成，益增佳趣。江中淺豁處，複屢見礁石錯落聳起，形狀怪異，色皆黯褚，頗生賞情。而夫子川上之歎，亦油然而生笑。鄉人告餘曰：江水落差，較之五十年前，已低去十餘米，幸賴今日修建水庫，水位始逐段提升；然長江魚已無法回遊，兩岸搬遷亦牽涉不少農戶。而昔日木材貿易，水路長程運輸，千裏蜿蜓曲折，木排前湧後推，橫斷兩岸，遮蔽江麵，纖夫歌聲此起彼伏，一派繁忙放排景象，今日已不複再現，亦不能謂為一大憾事矣。
餘雖十餘次前往天柱，每覽其山川形勝，閱其地勢脈絡，察其風情民俗，均益生浩渺恣肆之思。以為金鳳山與梵淨山、衡山鼎足對峙，清江入沅水彙洞庭湖折轉長江，川浮而動，嶽鎮而安，玉水布飛，峰際雲起。而人與地靈，山共水秀，非特山氣淑爽，流水清澈，林木蔥鬱，而且民風淳樸，村人性真，老幼情摯。惟千裏來龍，水皆外流，較少結穴。所可慶幸者，今日人工水庫不斷修建，則略已彌補矣。故曰：乾道變化，地氣南移，東首西成，古今皆然。鬱久勃發，未來磊落英絕之士，卓牽超拔之才，必結隊成群崛起，而明人五百年後可賽江南之言，亦可驗諸後來者彬彬興盛之景矣。
上午十時，車抵鮑塘。遙望苗寨，背陵麵壑，木茂泉清，青瓦樓宇，盡在煙雨之中。撐傘步行，石路整潔濕滑，房屋櫛鱗銜接，無聞人聲，惟見雞鳴。餘告同行者廖峰、羅正副二人雲：“頗以安徽周莊，房屋布局相類，寂靜則遠勝之。區別在於有無遊人，而天地時皆為吾輩所設也。”步入巷閭三百米，即達村長吳遠亮家。主人早已笑迎於門口，相互介紹後即步入廂房，先三麵圍坐火塘，驅趕身上春寒。女主人笑臉端出油茶，品嚐後遂詢問村寨情況。原來吳村長擅長書法，當地簽訂協商契約，即多請其代筆，偶爾間作憑中。故凡談及文書掌故，則如數家珍，大得問一得三之樂，甚得荒村郊野閑話佳趣。
餘見主人興致甚高，遂詢及家世來源。答雲渤海遠道遷來，並指示堂屋門外石刻楹聯一幅，以確證其說非鑿空捏造，實乃可以信據之說。餘大驚訝之，乃囑同行者羅正副博士抄下。門聯橫批乃“元亨乾利貞”五個大字，兩傍聯語為：
徑起三花光分渤海，
雲呈五色彩煥延陵。
一望而知，吳氏乃當地望族，後裔支派繁衍，分布地域甚廣。惟其自稱苗族，何以認同風馬牛不相及之渤海，溯源遙遠陌生之延陵？茲事不僅長期保存於記憶之中，而且大書深刻於門壁上。曆史記憶之真實與史跡之真實既然抵牾，則前者必然有一建構過程，最終則強化為族群集體意識，長久積澱存活於每一個體心中。然其建構之曆史性具體過程究竟怎樣？建構之目的性訴求究竟何在？是否憑借華夏身份之建構或轉換，以爭取其家族生存必不可少之正統地位？最終又如何內化為族群集體意識，迄今仍保存於後裔之曆史記憶之中？抑或其原本即為漢人之士著化——漢人移民長程南遷，入黔後則華夷雜處，乃至漸染夷風，終受苗化——而文化記憶長期保留，雖在苗而仍言漢，言漢而依然歸苗，始終保持雙重族群認同身份，輒更有利於家族之生存發展乎？蓋當地吳、楊、龍三氏，皆為一方之大姓，亦皆認為其入黔始遷祖為漢族。其中之吳姓，輒可溯其始遷祖至吳盛，乃北宋時之大理寺，因權臣賈以道掌執朝政，遂避禍入黔隱居，乃至變裝苗服苗發，習苗俗而講苗俗。惟考諸載籍，如《苗防備覽》便明白雲：“苗姓吳、龍、石、麻、廖五姓為真苗，其楊、施、彭、張、洪諸姓乃外民入贅，習其俗，久則成族類。”吳氏既為“真苗”之首姓，輒究竟屬漢屬苗，似當繼續深考，不可輕作定論。然溯源吳盛之事雖未必可信，明清兩代漢人移民甚多，尤其木行商埠不斷興起，落戶當地之商賈商行甚夥，其紮根苗疆既久，遂有土著化之發展趨勢，由“漢”變“苗”，揆之地方實情，亦非無有可能。吳村長遠溯家世至渤海，不經意之言說背後，或亦牽涉族群史跡之滄桑變化，其緣由經過，輛甚望有心者深考。或依托地域所形成之文化相似性，本來就超越族類區分之差異性，而今人反據後者以判斷前者，則難免受製於“前見”而誤讀錯認。故地域性與族群性，二者均須比觀兼顧也。餘因此擬閱其家譜，主人則慨然應允，當下即轉身步入內室，捧出一長方形檀香木盒，揭去盒蓋，立見裝有線裝書籍二冊，當為世代珍藏之老譜。惜紙已殘損，字多漫漶，蠹朽太甚，不堪觸手。故未敢翻閱，僅囑寥峰就外形拍一照片，即請主人原物裝入盒內，祈望其日後重新裱糊裝訂，長久保存，垂貽子孫，不再使天壤間又少一寶物耳。
臨行話別，吳村長持禮堅請送行，遂由其陪同繞道，考察全村建築風情。時雨方霽，路上偶見行人，皆身著蓑笠，腰插鐮刀，問其何往，概雲掛青。蓋時值清明，祭掃祖墳，乃家族大事，故皆陸續外出，以致絡繹不絕也。而沿路所見，房屋多為木結構，上下合為兩層，居家待客出入，無不方便自然。然最引人注目者，輒為不時閃出之高大馬頭牆，皆聳出木屋一頭，顯得極為突兀耀眼。問之，乃知即為窨子屋，多為前後兩進，壁簷均為女兒牆，屋頂則鋪蓋青瓦，與木屋毗連，遠看仍為一色，牆則磚砌，澤均灰白，風格極類徽州建築，明顯受儒家漢文化影響。村長告餘曰：此類建構多為祠堂，乃宗族活動中心。馬頭牆又稱風火牆，皆封閉而不開窗，發揮隔離帶作用，具有防火功能。寨內所居者雖為苗民，然已無掃寨習俗，亦不吹奏蘆笙，節慶儀式則多演唱侗歌，村長內人即為侗家女子。具見漢文化之影響固然頗深，地方族群之互動亦不可忽視。果然沿路從容盤桓，循寨中石徑至跳場處，吳氏宗祠高大建築，忽焉即閃現於眼前。餘先遠眺觀賞，複近前細審品味，知其盡管略顯破舊蒼老，而風姿依然雄偉卓挺，可謂氣象靜閑，規模肅莊，實乃全村威權之重要象征。吳氏乃鮑塘望門大族，宗祠亦占全寨中心位置，當地漢文化影響之深，隨處皆有符號資源可供證明。尤其儒家價值與地方民族文化之融合，透過宗祠建築特征即能明白領悟。而鄉民之淳樸，宗族之親睦，老人之德隆，兒童之率真，餘經此次考察，亦得親眼見證之，故益信地方秩序之建構，必紮根於深廣之傳統。
吳氏宗祠梁頂刻有文字雲：“皇清乾隆二年冬月癸亥日吳朝信公裔孫立。”足證明代以來地方秩序之建構，宗族化始終為一大發展方向，而清代則逐漸步入高潮，已成為秩序建構之重要文化因素。數百年曆史風雲已經化歸往昔，然血緣認同依然牢不可破，尊尊固然盡力擠壓親親，親親仍自有其生存發展之空間。此非僅遍布各地之宗祠可作見證，大量家譜之編修亦足可發覆。蓋家譜者，頌祖德，辨昭穆，定尊卑，明世係，傳後人，貽子孫，既能光耀一族門第，強化族親血緣認同，亦可激發孝弟敦睦之心，有裨地方秩序之良性運作也。
當地之宗法秩序，亦可見諸天地君親師牌位。蓋餘所見之天柱村寨，凡有水井人家，均可入其屋門，即於醒目處見之。且非僅高懸於堂屋正麵之牆壁中央，更每逢節令必有香火隆重供奉。足可略窺王朝國家與地方民眾之間，必有一複雜之互涉性關係建構過程。天覆地載，既重尊尊，亦不廢親親，血緣秩序雖為基體依托，文化秩序亦必植根其中。則天地君親師之牌位，其義豈能淺視之乎？或問何以然？答曰：雖一五字牌位，實已貫串大小傳統。國家理當欣然接受，民眾亦視為原本應然。而由親親正可外推至尊尊，恰能收拾一方風俗人心；反之則依據尊尊強化親親，亦可維護族群家支內部利益。二者經曆長期曆史性震蕩磨淬，最終則以高度整合之態勢，化為地方秩序之價值構成因素，顯現為天地君親師牌位現象景觀。故曰：地方乃國家力量存在之地方，國家亦集地方內容為一體之國家。至於規勸子弟耕田讀書，努力芸窗，積善修德，傳承祖宗家業，光耀家族門楣，宗法製度之曆史作用，亦決然不可輕易低估。而當地人視文字為靈物，以為妙畫足可通天地，惜之如金，敬之若神，雖片紙亦必保留；倘不能不毀棄者，則必慎重其事，均先置放於惜字爐，然後統一舉行儀式，焚香禱告再三，始能化煙燃燼而去。今中寨、雅地兩自然村落，尚保存有各自所修建之惜字爐，修建時間皆在清代，鄉人長期視之若神物。如詢之地方知識精英，則多能背頌顏夏郷之詩作答雲：“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清水江文書之得以大量保留，當地長期仰慕大傳統文化，非僅耕讀傳家漸成風氣，即字墨亦以為能夠延續族群命脈，似亦為其中一大重要緣由。
七、體驗多元社會文化結構
告別鮑塘，驅車途經中寨，複沿清水江畔行駛，沿途隔江眺望遠山腳下之三門塘，欣賞煙雨迷蒙中之侗族古建築，最後抵達坌處鎮。清水江沿岸港阜甚多，據雲坌處鎮本為原始大森林，明代以來即緩慢開發，主要依靠木材貿易招引外來人口，乃至漸成街市，為皇木采辦要地，規模雖不能遽雲興盛，然商賈往返始終不絕。原住居民據說為滾家，以後則陸續遷入曹、王諸氏，皆為當地大姓，今則達三十餘姓氏，反映外遷人口甚多，水陸交通頻仍。其流動變遷發展之原因，輒與木材貨易有關。而契約文書之考釋，當地亦為重要取證對象。
餘欲調查之村寨為孔阜，村長李紹華為迎接我們，早已步出家門一裏餘，站立街市橋頭路口等候。下車後即由其向導，轉身步行下橋，觀摩江畔新遷彙集之碑林。原來此橋本名歸宜橋，乃鄉民集資合力所建。今雖已改建為鋼筋混凝大橋，然原有石墩遺跡尚在，仍可依稀感受昔日古風韻味。站立江邊逃眺，水石奔異，花樹幽芳，清風拂岸，蹬徑曲蜿，真乃絕佳之地也。石壁摩崖“橫眠半月”四字，雖漫漶而仍可大致辨識。碑文亦多為入清以來，鄉人捐資請工鐫刻者。唯因水庫築壩淹岸，遂由政府統籌移遷於此。其中一塊為文昌會碑，刻於乾隆五十三年。覽其內容，雖年祀已久，尚勉強可讀。斑斑史跡，皆可見證雍正開辟苗疆，軍事征剿之後，則繼之以文教。漢代以降，凡祀天神，輒祠星宿，蔚成風俗，南國尤盛。文昌之名，析而言之，所謂文者，乃精氣所聚，而昌之含義，則為揚天之紀。目的無非福善禍淫，勸良祛莠，雖為有形之物，亦暗含無形之理。表麵隻是神道設教，用心則為秩序建構。處俗設教，斯亦良法耳。而南方相沿已久之尚鬼習俗，亦可從中略窺一斑矣。
據餘所知，明代以降，地方社會結社者甚多，如文昌會、世忠會、關帝會、元宵會、地藏會、正義會等等，兼有會規，或共立誓約，名目不一而足，且有會租，以作經費來源。初一接觸清水江文書，即時見此類材料，或可稱為“會書”，乃宗法外之另一類組織，非僅祭祀衍為故常，亦時有公益活動。其祭祀內容則與宗族祖先崇奉略有不同，尚有更廣泛之神靈係統，代表鄉民社會信仰世界之多元取向，體現地方文化秩序複雜自治體製特征，實為具有鬆散結構之另一民間發展力量，不可不結合“會書”與田野調查認真研究。
天柱之建縣，始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原先乃千戶所，亦漢人駐軍之地，故族群交流視他縣尤為頻繁，“國家化”(內地化)進程亦較其他生界為早。所謂“建縣學，築城樓，清田賦，編裏甲，安哨堡，立市鎮，尊賢養士，易風移俗”雲雲，凡萬曆年間首任知縣朱梓所為之事，皆可視為國家力量之直接介入。廣袤苗疆再造之曆史進程，至遲明代已正式啟功。其中最明顯者，即為文教之興起。蓋“學校為人之藪，教化之地，士先德而後文，端所始也”。憑借軟性之文教力量，以開發異質文化區域，表麵速度甚緩甚遲，實則功效甚钜甚著。“天無從與，唯善是與；民無必從，唯德是從”，斯乃古今之通義，餘堅信而不疑。惜今人反不如古賢明白此理，未免不令吾儕悵悵然興歎也。
自有明一代以後，延至清初大規模開辟苗疆，雖難免霸道暴力流血，而終讓位於撫主剿輔。王道政治盡管時遭錯置，然終將展現為曆史主流。而論其地緣因素，天柱實為儒家文化之首要轉輸區，清水江亦為文化幅射之一大通道，則又證諸史籍即可知之也。尤其清初憑借國家力量，疏浚清水江險危河段，航運負載能力明顯加強，其文化走廊功用愈加突出。惟大量考古村料證明，王朝國家力量介入當地之前，世居民族已憑借清水江交通便利，形成聯結南北，橫貫東西，聯結眾多族類生活群體，足可自成一區域文明，範圍極為廣袤之文化交流圈。據此則清初疏浚清水江，其“官道”色彩明顯加強；而此前則民間交流亦亟頻繁，則不妨稱其為“民道”。而無論“官道”或“民道”，千年流淌之清水江，實不愧為苗疆人民之母親河，其所創造養育之兩岸文明，已足可令世人稱羨，自可徑將其稱為“苗疆走廊”文明。可謂隨江水之流動而流動之文明，經流動而不斷變遷發展之文明。而天柱位處開發較早之清水江下遊，較諸清初始設之新疆六廳，當地不僅文化風氣日趨漢化，即書院數量亦逐漸增多。其中如居仁書院、循禮書院、龍泉書院、白雲書院、邦洞學館等，均培養不少地方精英人才，雖未必就形成一範圍廣大之士紳階層，然皆樂於接受或利用正統儒家漢文化，汲汲於提倡風雅，欣欣然鼓吹休明。數量不少之地方精英群體，或為閭裏楷模，或為鄉族表率，嘉言懿訓，垂範四鄰，乃至戶誦家弦，彬彬然風氣大變。據雲當地遠口鎮鸕鶿渡口，即有一大戶吳水祿，非特家族多出舉人進士，且憑借木商生意富甲一方。其家族莊園大門，嚐大書聯語一幅雲：
財蓋清江橫放金獅能斷水，
文登榜首連科進士可通天。
吳永祿乃乾嘉時期人，實可謂經商而通儒之大豪族，故並不諱言其家財之富有，更樂於誇耀其科舉之功名，重視正統道德資源之占有，懷抱文化正當性之訴求。足證儒家價值之傳播，非但涵化出一批讀書士子，且亦催生大量商紳，形成區域經濟文化之一大特色。而商人之身分地位，亦迥然高出於農之上。則清水江兩岸社會及其所負載之經濟文化之發展，大體皆可視為人財物皆隨江水之奔淌而不斷流動之結果。而邊地化變成內疆，異域亦再造為舊邦，透過清水流域社會經濟文化之變遷，亦不難看出廣袤強盛統一之王朝帝國，始終表現出無遠不屆之力量，構成國家與地方交織互動之複雜關係。難怪康熙年間天柱知縣王複宗嚐有言雲：“皇上天威遐暢，山無伏莽，海不揚波，晏平莫可尚已。”其神情口吻躍然於紙上者，無非為國家話語之驕狂傲慢。可證儒家由一己之修身而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何嚐不希望其所抱持之道德理想層層向外推展落實，而實際之結果往往則是其所抱持之道德價值層層向外遞減衰弱。國家之罪惡與國家之必要，似乎永遠吊詭式地矛盾而統一。惟從長時段視野判斷，王朝力量介入所導致之苗疆再造或變遷，仍有裨於族群之交流與互動；而社會文化之變遷盡管深刻而巨大，固有之民族禮俗風規依然大量孑遺和保留。所謂“一邑之內，民行有當興者，躬行以倡之；民俗有當革者，率眾以除之。以詩書為必可法，毋安固陋也；以仁義為必可行，毋事涼薄也。務使怠惰者奮興，梗頑者知化，馳騁於道德之林，優遊乎聖賢之域，土習民風，蒸蒸日上，黼黻休明，於以輝光國史不難矣。”具見地方大綱政要舉措，雖必然體現國家權力意誌，然主導者仍為行政理性，而非暴橫蠻力強加。蓋從理想層麵看，農安耕鑿，士樂詩書，駸駸乎入於人文盛境，從來皆為儒家之價值理念。而從現實層麵觀，則儒家價值浸淫化導之功，無論間接或直接，均正麵進入當地倫理體係核心吃緊之處，影響其禮俗行為與交往方式，其作用與意義絕不可輕易低估也。故曰天道假其私而行大公，當亦理性狡獪之一大方式耶？而當地經濟文化之發展，僅從商人最為仰慕之科舉聲名看，明清兩代，天柱一縣之地，即有進士四人，舉人二十人。戊戌維新期間，康梁公車上書，當地舉人參與茲事者，居然亦有四人。雖然從整體看，科考數量規模仍嫌狹小，乃至根本難敵江南任何一郡縣，然畢竟天啟斯文，大有破天荒意味。中原邊地一體化之發展趨勢，無論衡以何種因素，均愈往後即愈明顯，則又斷然無疑義也。
今日佇立侗族古橋遺址，遙想三百年前苗疆開辟情景，不能不感慨時光遞嬗，遷流靡定，惟勢所適，順之則昌。當年烽煙四起，戾氣遍布，雖殺戮暴虐施於一時，戰場屍骨層層堆放，然戰火終必讓位於炊篝，幹戈皆轉化為玉帛，兵家亦衍生為文德，遂重開百年和好親睦之局，再現交流欣融之象。依據孔子實與而文不與之史筆義法，出於曆史智慧之判斷，亦可謂天道好生而不廢殺，然一皆以善為終極目標。以仁為本，以道匡之，以義治之，方為正法。一旦暴力僭越道德，手段侵淩目的，隻知殺人而不知安人，則無論知我罪我，皆必須嚴厲批判，雖千萬人亦必前往。
為避免耽誤時間，風雨橋碑林雖頗引發興味，亦不敢滯留太久。稍作考察後，即前往李村長家。村長家住孔阜，位於坌處北麵，距街鎮甚近，三麵環山，一麵臨水，沃田延至街鎮，遠看形若馬蹄，近觀則似牛角。村寨座落於山間平地，有八十餘戶人家。餘告村長雲：“山含翠青，地湧流泉，一水縈環，田多美沃，當地形勝頗頗類韶山，惟房屋造形略有區別。然地氣南移，風物之勝，今已在茲而非彼，日後必見人才翩然興起也。”村長連聲笑答曰：“惟願如此，惟願如此。”步行約半裏至村長家，恰逢早來之外地客人已濟濟一堂，寒喧後遂圍坐火塘，邊餐邊敘，主題仍為文書俚俗辭語，皆逐條詢其地方習俗涵義，一一溯其形成淵源。原來李村書亦擅長書法，乃當地簽訂契約必到之人。交談時間雖不多，收獲則頗豐盈。趁興致仍請村長帶路，繼續考察坌處街市。步過石橋，一入街市，即見一高大建築，人稱橋頭宗祠，實乃當地大戶王氏家祠，始建於光緒二年(1877)，竣工於民國五年(1916)。宗祠正門為石門坊式風格，兩邊磚柱分別題有楹聯兩幅。其中一聯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