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和而不同：20世紀20年代東南大學學者群體與知識生活
孫化顯
引言
20世紀20年代的南高師—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國立東南大學既有前後承接關係，但在一段時間內也曾同時存在，這裏將它們統稱為南高師—東南大學，時間範圍是1915—1927年。在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今天南京大學的前身，其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張之洞創辦的三江師範學堂南高師—東南大學時期在該校曆史沿革中的縱坐標：1902年張之洞主創三江師範學堂，1905年更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1915年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0年北洋政府批準成立國立東南大學，1921年10月正式成立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仍保留，1923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正式並入國立東南大學，1927年6月更名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為江蘇大學，1928年5月為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8月為國立南京大學，1950年10月為南京大學。雖然南高師—東南大學時期僅為12年，但是，它對於中國現代教育和學術的影響卻是長期而深刻的，一直以來學界對於南高師—東南大學的研究較為薄弱，難以反映該校學者群體在文化學術活動中的實際影響。在20世紀80年代，雖然隨著“學衡派”重新進入視野，對南高師—東南大學學者群體的研究也有所展開，但僅僅局限於“學衡派”來研究南高師-東南大學學者群體是遠遠不夠的。與“學衡派”同時，甚至早於“學衡派”，就有一批頗有造詣的學者在這裏集結，或是專業興趣所致，或是對待新舊文化的態度相近，他們與“學衡派”有較多關聯和往來；但另一方麵，他們又有著異於“學衡”的學術主張，其中有些學者還組織或參加了其他學術團體，例如“史地研究會”、“中華新教育共進社”和“中國科學社”，都是南高師—東南大學學術團體中的佼佼者，其影響不在“學衡”之下。可以說，南高師—東南大學時期的學者群體和知識生活具有和而不同的風格，並對學校此後的發展產生了良性影響。總體而言，南高師—東南大學學者群體在教育治學中樹立精英意識，追求兼容並蓄、中西融通和學術自律的文化理想，這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趨勢和要求，展現了當時大學場域中知識分子群體的文化取向與學術理想。在他們的教育學術活動和相關文獻中，無處不見對這種文化理想的踐行。梅光迪在南高師暑期學校開設的文學課程及其對教材的使用和翻譯，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體現了重視人文熏陶、推行兼容並蓄的教育理念。
一、教育理念和學術理想
大學場域首先作為一個教育場所而存在，其教育理念直接影響的是場域風氣與教育實績。1912年夏天召開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一方麵擬在北京、南京、武昌、廣州、成都、沈陽各設高等師範學校一所，另一方麵決定在十年之內分別在北京、南京、武昌、廣州設立大學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自1914年8月30日獲準成立至該年9月2日江謙被任命為校長，可謂雛形已具；等到1915年江謙以校長身份聘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郭秉文為教務主任作為標誌，其人員啟用也告一段落；1915年8月11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開始正式招生，9月10日正式開學。1920年北洋政府批準成立國立東南大學，1921年10月正式成立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仍保留，1923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正式並入國立東南大學，1927年6月更名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南高師—東南大學基本結束。江謙與郭秉文作為南高師—東南大學先後兩任校長，對於這個曆時約12年的南高師—東南大學時期的教育理念的建立與實施起到了核心作用。
南高師—東南大學的核心教育理念是一種以培養社會精英為目的的通才教育，重視人格養成，在知識理念上以求“真”、求“誠”為最高目的，而不隻是求一時一地之“用”，在這種教育模式中，人文知識具有重要地位。江謙作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時期就提倡“三育並舉”，即訓育(訓練與管理兼重)、智育(以“誠”為本)、體育，而且每一種育類都有著嚴格的標準、方法與實施。由此可見，首任校長江謙踐行的正是一種全麵提升學生素養的教育方針，特別是在智育中強調以“誠”為本，體現了對知識、思想、人格之三位一體性的理解，正如其“標準”中所言“使學生能思想，以探明知識之本源……”其中洋溢著追求真理的道德自期與人文情懷。其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校訓正是這個“誠”字，其校歌也開宗明義闡發了“誠”的核心地位：
大哉一誠天下動，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聖會歸兮，集成於孔。下開萬代旁萬方兮，一趨兮同。
踵海西上兮，江東；巍峨北極兮，金城之中。
天開教澤兮，吾道無窮；吾願無窮兮，如日方暾。
這裏的“誠”，意味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與知識上的明達物理兩方麵是相輔相成的，既對接了西方現代教育理念，也與中國古典傳統一脈相承。江謙“三育並舉”的理念和方法，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礎，而其中以誠為本的核心觀念則強化了人文教育在整個教育體係中的重要性。
1919年9月，郭秉文正式接替病退的江謙出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對於南高師貢獻甚大，他在擔任南高師教務長之初奔走於歐美高校，為南高師物色了一批學有所成、眼界開闊的教師，後來他又將留美學生創建的“中國科學社”遷址於南高師(1918)，這一舉措有利於學者的集結。由於郭的努力，南高師在發展之初，其師資構成就偏重西學，但並不定於一尊，也不是唯文憑論，在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教師中，研究領域寬泛，留學學校各異，甚至有些人僅有肄業經曆。郭秉文一直重視啟用留學生作為教師，“南高的教授有三分之二曾留學歐美”，有時候還邀請著名外籍教師加盟，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東南大學在短期內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一支以留美學生為主的教師隊伍。在當時，該校工科15名教授中，10人為留美學生；理科29名教授中，16人為留美學生；農科42名教授中，25人為留美學生；商科33名教授中，18人為留美學生；而教育科教授中的留學生，則全是留美歸國的。正是由於東南大學雄厚的以留美學生為主體的教師隊伍，使東南大學聲名鵲起。難怪20世紀20年代初孟祿到東南大學參觀考察時，將之稱為‘中國最有希望之大學’。”
除了因廣泛吸納留學師資而為南高師帶來的歐美教育學術風習，郭秉文本人也受到歐美教育理念的影響。他與誌同道合的陶行知、劉伯明等人試圖在東南大學推行西式的現代高等教育模式，在學校的具體經營、學製、課程等方麵都有體現，並對當時的中國高等教育起到了積極的示範作用。例如南高師首創體育專修科(1915)、實行學分製(1919)、招收女學生(1920)、首開暑期學校(1920)等等都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南高師—東南大學不自覺地給予文史學科更多的發展資源，這也就使得整個學校幾乎都充盈著人文氣息，從它的係科劃分與課程設置即可見出它對於文史哲課程的重視。到了“1923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基礎上成立的東南大學，它的教學、科研水平在文、史、哲方麵與北大不相上下”，成為當時中國高等教育中的佼佼者。1924年，由於經費等種種原因，郭秉文決定停辦工科，這體現了重視基礎學科的教育理念，在客觀上為文理學科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機遇。“江謙主張三育並重，以誠為訓，以誠植身，以誠修業，形成了‘誠實、樸茂’的學風。郭秉文、劉伯明以及南高諸教授，主張弘揚民族優良傳統，吸收西方優秀科學文化，民主治校，學術自由，三育並舉，形成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精神。正是南高的這些精神，潛移默化，日積月累，才形成南高‘誠樸、勤奮、求實’的良好學風。”在這種學風與文化理想的熏陶下，人文教育必然具有核心地位，其最終目的在於“樹人”，這與歐美大學理念一致，在本土也擁有深厚傳統，體現了中國現代教育的“西化”選擇其實也受到自身固有傳統的推動。
南高師—東南大學的人才培養注重通才與專才並重(本科重通，專科重專)，學科設置上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並重,文理滲透,重視吸收科學新知，使學校既是科學研究基地，積極養成科學精神,又具有融彙傳統積澱與現代意識的人文風尚,兩者相輔相成，“使通才不致於空疏,專才不致於狹隘”，致力於培養大學生成為平正通達，擁有健全知識結構和健全人格的現代人才。以這種理念為指導，郭秉文在擔任南高師校長時就不斷突破師範教育的藩籬，向建設綜合性大學的方向努力。他的獨到之見是“寓師範於大學”，認為師範學院應辦在大學內，教師來源不必局限於師範學校；學科齊全有利於研究，也有利於師資素質的提高。所以，“他率先在高師設立體育科、工藝專修科、商業專修科、英文科、教育科，大大突破了原先隻有國文、理化兩部和國文專修科的規模，至1920年全校已有文理本科，包括國文、英文、哲學、曆史、數學、物理、化學和地學8係，另有7個專修科，分別是工藝、農業、商業、教育、體育、國文、英文。這種‘國內高校所僅見’，寓師範教育、基礎教育、實科教育於一體的學科組合，表明南高師已突破師範的限製,具備學科綜合優勢,是真正意義上的綜合大學的雛形,所以1920年能順理成章改名為東南大學。東大成立後，學科進一步完備，達到5科28係，設立了一批滿足社會需求的新學科,如機械工程、土木工程、電機工程、鄉村教育、畜牧、蠶桑、病蟲害、銀行理財、國際運輸等係。其學科之全，居全國之首”。到了1925年，國立東南大學的發展蒸蒸日上，正值快速上升階段，可是北洋政府卻決定任命胡敦複為東大校長，免去郭秉文的校長職務。為此，東大64位教授中有47位宣布停教支持郭秉文，東大的學生也發起一些支持郭秉文的活動，反對更換校長，這使得胡敦複長達四個月未能履職，並一再申請衛隊保護。從東南大學師生對於郭秉文的支持態度可以看出，不僅郭秉文的教育理念、辦學措施和個人能力在東大內部已得到廣泛認同，而且，教育獨立、學術獨立的信念也深入人心，漸成學術共同體的共識，雖然在北洋政府時期和後來的國民黨時期都不斷受到政府權力的掣肘，但這種信念對於維係學術共同體的身份認同以及堅持相應的職業操守一直起到重要作用。
教育理念與學術理想相輔相成，南高師—東南大學在這種重視思想自由和人格修養、注重人文教育和基礎學科的教育理念之下不僅培養出了諸多現代精英，而且也形成了極具特點的學術信念。其核心和根基是經過西方文化洗禮的，現代意義上的人文主義和精英主義與中國傳統資源中的人文觀和精英文化理念已有所不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