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學批評的價值不僅在於發現優秀作家、作品，為文學史的續寫和改寫提供可靠的材料，而且在於通過科學的批評、闡釋文學文本，從而構建新的文學理論。對於當代文學的批評家來說，還有一項重要的職責就在於為文學及時把脈，發現文學運行中存在的各種重要的病症，通過對文學標本的細致深入的解剖和透視，進行透徹的病理研究，進而找到文學病症的症結與療治的根本途徑和方法。陳美蘭教授為當代文學把脈並提出療治的良方，從而擔當起當代文學批評家的神聖職責。
學理性文本解析
陳美蘭教授文學批評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學理性文本分析。所謂學理性文本分析，就是在批評中堅持學理性，從文學事實出發，對文本進行條分縷析，按照一定的邏輯進行推理和判斷，從而得出科學和客觀的結論，這樣的研究經得住推敲和曆史的考驗。資深文學評論家仲呈祥對陳美蘭的文學批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她的分析，高屋建瓴，實事求是；她的判斷，真知灼見，學理性強”，“是從大量文學事實中抽引出來的理論認識”，“比那類‘酷評’要來得深刻，並更有理性”。陳美蘭的文學批評以長篇小說創作為主，因而她著力於小說的文本分析，切入到文本的微觀世界，就像是將細胞置於顯微鏡下進行觀察和研究，尋找其各種特性和內在規律。在討論當代作家普遍使用的以家庭為紐帶的折射生活的方式時，陳美蘭以歐陽山的小說《三家巷》作為解剖對象，不僅指出小說中周鐵、陳萬利和何應元三家所指代的階級成分，而且還對這三家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作了精細的梳理，通過對小說中這些人物關係的微觀分析，陳美蘭所呈現出的是人物、家庭與社會的“經脈”。在討論以人物命運來折射社會與時代時，陳美蘭以王瑩的《寶姑》作為解剖的麻雀，既細讀小說的心理活動描寫，又分析了小說中的具體情節，非常細致而深入，進而為升華為理論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倪吾誠是王蒙在新時期創作的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中的人物，其形象綜合了異常眾多的性格要素，在人們的印象中，倪吾誠是一個“飄忽不定”、“雲山霧罩，恍兮惚兮”的精靈，因而，對於他的認識存在很大的困難。陳美蘭對倪吾誠的形象進行拆解，並且按照作用的方向進行力學分析，再將其各種要素按照日本玩具“活動變人形”的原理進行組裝，從而讓我們對這個人物有了準確而全麵的把握。在這樣拆解和重新組裝的基礎上，陳美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倪吾誠的悲劇“是陷於巨大的社會曆史力的交錯作用中而又無力自拔、無法超越的悲劇，是在曆史前進中具有永恒意義的悲劇”。而且更重要的是，由這裏的精細分析歸結到人物形象塑造應該置於“力的交叉點”的理論闡述上來。
陳美蘭的學理性文本解析顯示出獨到的“史見”和“史識”。任何文學史家對於文學史的敘述都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或者由於閱讀的遺漏，或者由於受主流批評的牽製，結果導致文學史敘述中對某些優秀作品的盲視，也可能對某些作品定位過高。在對新中國“十七年”文學的曆史敘述中，情況更加複雜，文學史家更多受到極左政治的幹擾，在文學史敘述中難免出現問題。陳美蘭在對“十七年”長篇小說的仔細閱讀中發現了現行文學史著作中存在著的某些偏差，拂去蒙在某些文本上的曆史塵埃，挖掘出其獨具價值和意義，進而為改寫文學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對於反映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小說，大多數文學史家往往關注的是那些歌頌合作化運動，突出農民積極參加合作社的巨大熱情的作品，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某些“另類”的作品。陳美蘭通過解讀劉澍德的《甸海春秋》和《歸家》等不太引人注目的作品，發現其具有獨到的曆史真實性，從而為改寫當代小說史挖掘到非常寶貴的材料。
在長期的文學批評實踐中，每位批評家都會形成自己的批評模式。有些善於作傳記式批評，將作家的人生曆程與其創作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有的樂於將作家創作置於宏闊的社會時代大背景上進行探討，還有的深入到作家的心理世界對作家的創作動機及其在作品中的投射作出分析。相比之下，陳美蘭的文學批評則側重於實證研究，當然這不是說對創作進行各種統計和定量分析，而是以文本作實物證據，以最基本的文學事實說話，既擺脫了作家回憶和自述的“意圖迷誤”，又避免陷入以理論套文本的“理論迷誤”，從而保證了批評的學術理性和科學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