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陳美蘭教授的文學批評
孫德喜
陳美蘭教授1962年武漢大學畢業並留校任教，在著名的現代文學史家劉綬鬆教授的指導下工作，1978年隨著新時期的到來而以文學批評登上了文壇，進而不僅建立了自己的文學批評思想理論，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批評風格，在她那一代長期工作在大學講壇的文學批評家中具有代表性，為新時期文學批評史書寫了富有特色的一頁，很值得我們研究。
早在1979年，陳美蘭教授就參加主持編寫了全國統編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後來出版了《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作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文學思潮與當代小說》、《我的思考——在當代文學研究路上》等專著，並且發表了《行走的斜線——論90年代長篇小說精神探索與藝術探索的不平衡現象》、《“文學新時期”的意味——對行進中的中國文學幾個問題的思考》、《創作主體的精神轉換》、《新古典主義的成熟與現代性的遺忘》等影響巨大的論文。通過對這些論著論文的考察和研究，我們可以看出，陳美蘭文學批評的理論建構深深地植根於當代文學的現實之中。
回歸文學的批評
20世紀中國的文學批評走過了坎坷的道路，由於政治的強勢介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所謂的文學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文學自身，被卷入政治鬥爭的風暴之中。從20世紀50年代初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到60年代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再到70年代的“評《水滸傳》”。這些所謂的文學批評不過是借文學批評的名義搞殘酷的政治鬥爭。進入新時期，文學批評的首要任務就是回到文學自身，尊重文學的主體地位、自身規律和獨立性，讓批評回歸文學本體，在具體批評中就是回歸文學現場，回到文學語境，回到文學文本。陳美蘭正是以自己的批評實踐回應了這一時代要求。
回歸文學語境和文學現場既是對作家的理解，也是對作品的深入認識和理解的前提。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看起來似乎是作家靈感閃現中創作出來的，具有某種偶然性，實際上當我們回到其現場就會發現文學作品發生的某些必然性。過去我們在討論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長篇小說創作熱潮產生的原因時，常常將這一現象與某個政治運動聯係起來，從而得出簡單的結論，認為這是“某個政治運動的直接結果”，是所謂“大躍進”的產物等等，之所以會得出這樣想當然的觀點，主要原因是我們脫離文學現場，不了解這個時段長篇小說創作的實際情況，總是以某種既定的主觀想象取代對實際的文學現場的考察。陳美蘭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將我們帶到數十年前的那個文學現場，讓我們充分了解到《紅旗譜》、《青春之歌》、《一代風流》、《紅日》、《林海雪原》等一批被我們今天當成“紅色經典”作品的實際創作背景。這些作品雖然都出版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但是其孕育和創作卻遠遠早於這個時期。特別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陳美蘭對這些作品主要創作時段的1953年前後的文學現場作了詳盡而細致的考察，論述了這個時段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狀況以及當時正處於“解凍”期的蘇聯文學思潮對我國文壇的巨大衝擊。當我們回到當年的文學現場，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新中國第一波長篇小說創作熱潮產生的各種曆史因素。對於文學語境和文學現場的考察並不單單是為了理解和認識作家、作品，更重要的是將具體的文學現象納入到文學史的框架中予以曆史定位。
文學研究對象是多方麵的，但最根本的是文學文本，離開了文學文本，一切文學都無從談起，因為文學文本是支撐文學大廈的棟梁。因此，文學研究應從文本出發，或者說回歸文本，這樣的研究才能避免空洞和高蹈，才能顯得實在。陳美蘭在文學批評中，雖然是以文學史的宏觀視閾考察當代長篇小說的創作與發展態勢，討論當代長篇小說的重大理論問題，但絕不是在概念與概念之間推演，也不是單靠旁征博引他人的理論，而是回歸到長篇小說文本，通過對文本的精細剖析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思想理論。比如在討論20世紀80年代長篇小說作家價值觀念調整的問題時，陳美蘭以莫言的小說文本《紅高粱家族》作為解剖對象，通過具體的文本分析，進而得出了與當時流行的盲目讚賞“原始生命力”不同的結論，認為把“一切接受文明規範、道德規範、社會規範的行為，都被視為‘家兔子氣’，是‘種的退化’”，這種對“原始生命力”的盲目讚賞，實際上反映了作家“在價值選擇上觀念的偏斜”。在研究90年代長篇小說精神探索與藝術探索的不平衡現象時，陳美蘭從《白鹿原》、《許三觀賣血記》、《塵埃落定》、《心靈史》、《長恨歌》、《九月寓言》等小說文本研究中發現了這個時段長篇小說創作所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局限。就新近出版的《我的思考——在當代文學研究路上》這本論著來看，其中相當一部分論文就是對新時期以來重要的長篇小說文本的解讀與分析，這些文本包括劉醒龍的《聖天門口》、鄧一光的《我是太陽》、向本貴的《鳳凰台》、林湄的《天望》、熊召政的《張居正》、李國文的《冬天裏的春天》、王建琳的《風騷的唐白河》、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張煒的《古船》、餘華的《活著》、阿來的《塵埃落定》、史鐵生的《務虛筆記》、陳忠實的《白鹿原》、薑戎的《狼圖騰》等眾多作品，透過這些文本分析，不僅顯示了她對作品的獨到見解，而且還闡述了對長篇小說創作的許多有價值的理論思考。
為當代文學把脈
任何一個時段的文學史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可能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還可能呈現一定的病相，因此對曆史負責的文學批評家不但善於總結文學史上成功的經驗教訓，而且還要善於為文學史把脈，診斷出文學史上的某些病症，以引起療救者的注意。陳美蘭就是善於從當代長篇小說的創作運行中發現問題，並且探討其中的病因。
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十七年”文學，呈現出特別明顯的病態，即使到了20世紀80至90年代，當代文學仍然未能完全擺脫一些痼疾。以往我們對於某些病相，往往簡單地將其病源歸結為極左政治。固然，當代文學的某些病症與極左政治存在著一定的牽連，但是其病灶是非常複雜的，由多方麵的多種因素造成，而且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病相沒有得到準確的診斷，甚至出現了某些“誤診”。而在陳美蘭這裏，她往往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深入各種紛繁複雜的文學現象中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並且作深入剖解，從而尋找隱藏在文學現象背後的深層次的令人深思的東西。比如，“十七年”長篇小說創作隱藏著“從‘有意味的形式’到規一化的模式”的病症，這種病症造成了長篇小說創作的某種凝固性。陳美蘭通過對《創業史》、《三家巷》、《保衛延安》和《紅日》等病理性切片進行觀察和研究，發現其病根就在於“柳青完全排斥了衝突的間接形式而隻承認直接的形式，排斥了衝突表現的多種形態而隻承認單一的形態”的單一的線性思維方式，就在於對“曆史潮流支配著人物命運，人物的命運浮沉則是曆史潮流變動的映照”理論的機械而片麵的理解和接受，這不能簡單地以“傾向”或“思潮”的影響來解釋，而應該“從作家潛在的思維習慣來尋找原因”。從文學病理學來看，作家的創作傾向和思潮的影響隻是某種病理的表象，而作家的思維方式才是真正的病根，因為思維的根本就是哲學問題。通過病理考察和分析，陳美蘭診斷出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兩大重要病症的根源，那就是直觀性、經驗性的思維和陰陽對立的“一體兩麵”的機械式思維，而這樣的思維方式是因中國傳統文化的先天不足而形成的，因而長期以來一直為人們所忽略。就在指出當代小說家存在著思維上的偏差的同時，陳美蘭意識到學術研究和理論思考中也同樣存在著思維方式問題。她在為當代文學把脈的過程中，竭力尋找並厘清影響事物發展變化的多重關係和因素及其綜合作用，力避線性思維；以實證材料和嚴格的邏輯推演取代印象式、情緒式的直觀思維和主觀臆斷，以辯證的、發展的、變化的眼光、相對的思維看待問題，避免對事物作出片麵的、機械的和絕對化的認識和判斷。因而，通過調整、改變和完善思維方式，可以更加敏銳和準確地為當代文學把脈，診斷病症。由於思維方式的調整和完善，陳美蘭為中國當代文學診斷出了許多為人們所忽視或者被遮蔽的病相。這些病相既有“十七年”的長篇小說創作問題的，又有那個時代小說理論方麵的，即出現在新時期作家身上，可能是一個時段裏普遍存在的問題。比如，“十七年”中，“有一種‘寫本質’的理論曾經控製文壇，文學反映生活，固然觸及到若幹本質性的東西，但當時那種理論闡釋的片麵性，很容易導致作家在藝術實踐中進行的理念的圖解”，於是在長篇小說創作中出現了不少“圖解”“理念”的病相。對於“典型環境”的片麵理解導致一些作家在長篇小說創作中產生了“一體三極”的矛盾模式，這就使小說出現了直觀化、圖像化和人為化的毛病。有些作家不能處理好生活的實在性要求與藝術的變幻性要求之間的關係，從而在創作中常常顧此失彼，難以兼顧，結果造成像《保衛延安》所出現的“隻張不弛、隻直不曲、隻揚不抑、隻起不伏”問題。作家的情感阻隔了對於社會生活的透視力，從而出現了對於內視角的排斥。在新時期長篇小說創作中存在著“理論傾斜的後遺症與藝術把握的不平衡”導致某些長篇小說出現了“人鬼摻半”的病症和明顯的人工組裝的痕跡。“十七年”長篇小說的悲劇內涵十分單純甚至單一，“顯得具有理性的節製”，是一種“樂觀的悲劇”，因而比較蒼白而膚淺，缺乏深刻的思想文化內涵。包括莫言在內的某些作家“為了超越‘五老’式的創作慣性，企圖在創作視角上做出新調整時，往往在價值標準上暴露出明顯的弱點”。20世紀90年代，長篇小說由於作家的“精神探索是在顛覆與固守中表現出極端性偏執”和作家的“精神矢向在兩極間搖擺”而出現了“精神探索與藝術探索的不平衡現象”。在為人們所看好的20世紀90年代的個體化寫作中，陳美蘭發現，它“並不像有人所闡釋的‘不必關注公共利益，每個人隻關注自己’，僅具有‘私人性、自閉性、非功利性、自我娛樂性’就行了”。由於理論出現了偏差，不少個體化寫作的作品“全局性的視野卻狹窄了，甚至是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