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當代學人研究 第一節 易竹賢先生的學術道路及治學風格
陳國恩
論及中國當代的胡適研究，不能不提武漢大學的易竹賢先生。易竹賢先生是魯迅研究專家和胡適研究專家，尤其是他的胡適研究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廣泛讚譽，被認為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率先在此領域取得標誌性成果的先行者之一。
一、半個世紀的學術道路
易竹賢先生1935年生，湖南湘鄉人。在中學讀書時，他聽語文課老師李運昭女士講解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很受感動，由此產生了對魯迅的敬仰之情，並喜愛上了文學。1952年，他從湘鄉初級師範畢業，到一所小學教書，1955年調到邵陽專署教育科當幹事。1956年，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他以調幹生考入武漢大學中文係。之所以選擇中文係，便和喜愛魯迅有相當的機緣。1961年大學畢業，他留校當教師，先是教寫作，擔任寫作教研室副主任，後抽調去搞“四清”，不久又作為教學革命小分隊負責人被派到武漢肉聯廠工人大學教書。
1975年下半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北京魯迅博物館成立了魯迅研究室，天津、上海、廣州、武漢、紹興等地相繼成立了魯迅研究小組，他是武漢魯迅研究小組的負責人。武漢魯迅研究小組實際由湖北省委宣傳部領導，成員由工農兵和教師構成，他是其中的教師代表之一。武漢魯迅研究小組的辦公地點在湖北省委宣傳部，所做的工作是編印《讀點魯迅》，出了兩期，期間還編印了《魯迅論文藝》。在魯迅研究小組工作期間，他把《魯迅全集》通讀一遍，這為後來的魯迅研究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1978年初，迎來了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他先教了一陣馬列文論，選編了《馬列文藝理論著作選》，後去教中國現代文學，並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與陸耀東、唐達暉先生一起著手修改劉綬鬆教授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劉綬鬆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初創期的代表性教材之一。但受時代的局限，這部教材的內容存在一些較為明顯的缺陷，主要問題是以“左”的政治觀點看待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抬高左翼文學，而對一些藝術上有成就、思想觀念上與左翼不同的作家和作品持否定的態度。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滿足恢複高考後的教學需要，提議對這部教材進行修改，重新出版。由於劉綬鬆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修改的任務便落到了陸耀東、易竹賢、唐達暉等劉綬鬆教授的這些弟子身上。
易竹賢先生承擔的是修訂這部教材的“五四”文學革命及魯迅等部分。他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對魯迅、胡適，對“五四”文學革命的新思考。這種思考是時代所激發的，也是時代所給予的機會。如果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沒有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複，就不可能進行這樣的思考；但如果沒有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勤於探索的精神，沒有以前打下的厚實基礎，也不會有這樣的思考。易竹賢先生和當時一大批學者一樣，借著時代春風，以認真嚴肅的態度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這一片土壤裏耕耘，他的付出獲得了回報。
率先撰寫和發表的有分量的一篇論文是《試論魯迅早期思想和文藝觀》，對魯迅早期的思想和文藝觀進行了新的考察。他認為，魯迅思想發展的問題，是研究魯迅的一個帶根本性的重要課題。這不僅因為研究魯迅的思想是我們“知人論世”、研究和評價魯迅的一個重要條件，而且還因為魯迅的思想具有極大的豐富性和典型性。他由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思想發展道路，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是一個傑出的代表，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了中國新文化以及中國革命發展的曲折性、複雜性和豐富性。基於這一基本觀點，他提出魯迅早期是一個“反帝愛國的戰士”，其政治思想“經曆了由讚成維新改良到革命民主主義的發展過程”；魯迅早期的世界觀“是以進化論為基礎形成的基本上屬於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基本上屬於唯心主義的發展進化的曆史觀”。他認為，魯迅的“剖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思想，具有啟蒙主義的性質，必須放到救亡圖存的曆史環境中來看待。魯迅的這一思想，明顯的是受到尼采的影響，但又與尼采的思想有根本性區別，其積極的意義是把個性解放和“立人”當作挽救祖國危亡和改革社會的途徑。文章的結尾，他強調魯迅早期曆史觀中的唯心主義一麵有其局限性，一是“魯迅在論述文化發展或社會發展的曆史時，還沒有(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條件下也還不可能)做到從社會的物質產生的客觀存在來說明，他往往是從文化本身的條件或外部條件來說明的”；二是“在考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改革社會的力量時，心目所注的是少數英哲天才，而人民群眾這個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在他的視野中卻尚未獲得一個應有的位置”。很顯然，這個評判是符合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的，當然也可看出那個乍暖還寒時代的思想印記。
緊接著發表的是一篇引起更大反響的論文《評“五四”文學革命中的胡適》。這篇論文的基本觀點就來自他修改劉綬鬆教授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過程中碰到的問題，其主要的意思在1978年到一所高校以學術報告的形式講過。文章提交給在北京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他在大會做報告後即被《新文學論叢》看中，分兩期在該雜誌刊出。可以說，這是新時期開始正麵評價胡適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他強調胡適在“五四”文學革命中不是改良主義的代表，而是“反對宗法專製舊文化的戰士”和“文學革命的首倡者”；胡適的文學思想和主張，如提倡白話文學正宗、文學形式大解放和實寫社會之情狀，具有民主主義的性質；胡適的白話詩文創作，有開風氣之功。總之，胡適在文學革命中是立了功的，有重大貢獻。這樣的觀點，在當時顯然是傳達了一種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新評價胡適的強烈聲音。
從此開始，易竹賢先生著手進行係統的魯迅研究和胡適研究。他的這些研究，主要是結合教學來進行的，是教學和科研相互促進的一個成果。
由於給本科生開設了一門魯迅思想研究的選修課，易竹賢先生對魯迅思想進行係統研究時，是一邊講課，一邊寫講稿。他聯係魯迅思想的發展提出了一些重要問題。這些問題，除了上文提到的魯迅早期思想的性質和特點外，還有魯迅與進化論、《天演論》的關係，魯迅對國民性問題的探討，“五四”時期魯迅與胡適的關係，魯迅世界觀的轉變，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魯迅，魯迅的文藝思想，魯迅的人格等。他對這些問題進行專題探討，寫出了邏輯上相互關聯的專論。這些成果大部分先行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了《六十年來魯迅研究工作簡介》、《魯迅研究六十年述評》、《關於“國民性”探討》、《魯迅的光輝人格》、《評“五四”時期的魯迅和胡適》、《也談魯迅與進化論〈天演論〉》、《魯迅與進化論》、《論魯迅世界觀轉變》，1984年又以《魯迅思想研究》交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魯迅研究界的前輩李何林先生看到這個書稿後很高興，欣然為該書作序。他在序中說這部書稿有“新穎和獨創之處”：“關於六十年來研究的曆史概略，關於‘五四時期’魯迅與胡適的對比研究等，尤為少見。作者是武漢大學中文係的一位中年教師，比較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既反對長期以來‘左’的流毒，也反對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思想比較解放，實事求是，敢於說出自己的見解。”中國魯迅學會顧問林辰、複旦大學陳鳴樹、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夏明釗、澳門的譚任傑等，也先後寫信或著文肯定和褒揚這部著作“這是一部用力正勤、研究有得的專書，您的努力令我敬佩”；“大著結構嚴謹，多深思之論，誠為同一論題中獨秀者也”；“讀您的著作，也可想見兄之為人：真摯、樸實、嚴謹，尤其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和簡潔恢弘的結構給我的啟發尤多”；“這本書很有分量，書中引有近千處精確資料，可見您翻閱書籍之勤奮，而見解有不少是前人所未發者”；“這是一部全麵研究魯迅思想的專書，觀點新穎，有獨創之見”。
要特別提出的是，《魯迅思想研究》第五章是《“五四”時期魯迅與胡適之比較研究》。這篇文章寫於1980年4月，發表於《魯迅研究》1981年第3輯，後稍作修改補充，改題《評“五四”時期的魯迅與胡適》，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魯迅研究室編印的《魯迅與中外文化的比較研究》收錄。張夢陽教授在這本書的長篇論文《魯迅與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史概述》中這樣寫道：“魯迅、胡適比較論開始得不早，論文也很少，然而卻有一篇專論進入了思想文化的較深層次，這就是易竹賢的《評‘五四’時期的魯迅與胡適》……易竹賢這篇文章的特點是資料周詳，條分縷細，分析深入，觀點全麵，注意從文化觀念上進行比較研究。他花費一千二百餘字對這篇文章的內容、研究方法的特點做了重點介紹。
可以看出，正是循著魯迅和胡適比較研究的思路，易竹賢先生轉向了胡適研究，開始了他在學術上更為重要的探索階段。所謂“循著”，這裏主要不是指時間上的先後，而是指評價標準上的一個承先參照。在當時，思想解放的春風雖然已經吹起，但是人們對極“左”的思想批判運動仍記憶猶新，評價長時期來被視為國民黨禦用文人的胡適，難免心有餘悸。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易竹賢先生從魯迅研究中確立起來了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從中國現代社會的新民主主義性質中獲得了對啟蒙主義的曆史進步性的認識，從啟蒙主義的立場上充分肯定了魯迅在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中的曆史功績。既然魯迅在“五四”時期的功績要從啟蒙主義的立場上加以充分肯定，那麼，在文學革命中事實上影響決不下於魯迅的胡適為什麼不能從啟蒙主義的立場加以肯定呢？《評‘五四’時期的魯迅與胡適》一文，正是從啟蒙主義的現代性思想原則上對魯迅和胡適進行了深入的比較研究，指出兩人具有相同的思想基礎，在文學革命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他們又選擇了一條不同的思想發展道路。把握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是這篇文章的精彩處，比如強調魯迅和胡適“共具愛國主義思想，對帝國主義卻有反抗與幻想、崇拜兩種態度”，他們“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共同反對封建主義，而態度有徹底與‘周旋’之分”，他們“共倡文學革命，提倡白話詩文，而存在注意內容變革與偏重形式改良的差別”，他們“學術研究上曾互相借鑒，互相尊重，共同討論，態度和方法卻有原則的區別”，他們“同受進化論的影響，魯迅循革命道路前進到馬克思主義，胡適循改良主義而墮入革命泥坑”。作者在文末“簡要的幾點結論”中特別指出：“處在帝國主義侵略蹂躪下的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愛國的，是願意為祖國的獨立和富強效力的，其中不僅包括先進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以魯迅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也包括像‘五四’時期胡適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因此，在中國，應該而且可能建立包括廣大知識分子的十分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民主革命時期如此，社會主義時期仍然如此。”顯然，在1981年思想解放才剛開始的年代，在人們對一些教條仍心有餘悸的情況下，作者采取了一些策略性的語言，帶著一些過去時代的思想痕跡，但其主要的方麵卻是勇敢地衝破思想牢籠，為胡適“評功擺好”，表現出了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