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要係統地研究胡適，先必須進行廣泛的資料搜集和整理。為此，易竹賢先生進入武漢大學圖書館，找出了塵封已久的十數本胡適著作(他說由於長期被封，找出來的胡適著作落滿了灰塵)，又到胡適的家鄉進行實地調查，到北京、上海各大圖書館尋找胡適的資料。工夫不負有心人，他找到了數量可觀的胡適著作。在此基礎上，他撰寫了《胡適年譜》和《胡適著譯書目係年》。做了這些充分的準備，他才動手寫《胡適傳》。由於傳主是個政治上敏感的著名人物，《胡適傳》初版的發行還經曆了一個曲折過程。作者在該書1994年修訂版序中對此有所交代：“猶記得1987年4月，一萬部精裝本《胡適傳》已整整齊齊，靜靜地躺在了書庫裏，卻不得與廣大讀者見麵。幾經周折，終於這年10月21日獲準發行了。至年底2個月零10天便銷售一空。反響也頗為強烈，有北京、香港、澳門、台北、紐約等地共四十餘家中外報刊發表評論或介紹文字。”出版一本胡適的傳記，要遭遇這樣的周折，這種感慨現在當然不會再有了，這說明時代有了巨大的進步。
因為有《胡適傳》的撰寫，易竹賢先生在1989年前後發表了多篇關於胡適的研究文章，主要有《新文化運動中的胡適》、《胡適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胡適與西化思潮》、《論胡適的散文》、《談胡適的小說考證》、《開拓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同路人——魯迅與胡適》等。這些文章堅持了《胡適傳》的基本觀點，對胡適思想的具體評價上則更為明晰地確立起了科學民主的思想原則，越來越自覺地拋棄了此前的某種含混態度，旗幟鮮明地捍衛現代性的價值觀。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易竹賢先生出版了論文集《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學海涉聞》、《新文化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現代品格》、《民主與科學在中國的曆史嬗變》、《民主科學與中國的現代化》等論文。他更多的精力則是花在培養博士生方麵，為青年學者的書作序，獎掖提攜後學。
二、魯迅研究和胡適研究
易竹賢先生學術生涯中最為學界同行稱讚的，當然是他的魯迅研究和胡適研究。
他的魯迅研究，除上文已經提及的，我還要特別指出，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聯係當時思想建設的曆史實踐，敢於打破陳說，思考的是魯迅研究史上乃至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一些大問題。比如談到魯迅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提出“魯迅從‘五四’時期即開始邁出轉向曆史唯物主義的步子，經曆了一個相當長時間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彼消此長的過程，於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後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於是，魯迅的唯物史觀便日益成熟、完善，滲透在中國曆史和現實的土壤之中”，“魯迅後期對於國民性的認識和解剖，對於人性和人道主義的認識與態度，也充分反映出他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論達到了科學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統一。”以人道主義一端而言，他堅持把魯迅關於這一問題的認識放到具體的曆史語境中去，認為魯迅思想發展的早期和中期，提倡過人性的解放，接受並宣傳過人道主義思想，經過1927年階級鬥爭風雨的洗禮，魯迅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以後，也並沒有否定人性的存在，對人道主義也並非一概抹煞、拋棄。“魯迅是承認存在共同人性的，但這種共同的人性又因階級而有差異；他後期仍然堅持解剖國民性，而又有了明確的階級分析，便是正確地把握了共同人性、國民性(或民族性)與階級性之間的辯證關係的具體證明。”他又進一步說：“‘人道主義式的抗爭’固然是軟弱的，不能依靠這種抗爭作為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力量；但是，對於暴露反動派的血腥罪行和猙獰麵目，打破人們的幻想，爭取社會各界對革命的同情等方麵，‘人道主義式的抗爭’卻能發揮相當大的作用，而且往往是革命者所難以直接起到的作用。”像這樣把問題提到規定的曆史語境中去，有現實針對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是經得起曆史和邏輯的檢驗的。這種態度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又打破了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在當時起到了推動思想解放的重要作用。
易竹賢先生的魯迅研究，體現了曆史辯證法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當他把魯迅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來研究時，他沒有忘記魯迅的與眾不同之處。他把魯迅的這種與眾不同處以“中國式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顯著特色”提了出來。他說的“中國式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顯著特色”，首先是“執著現實的戰鬥的思想家”，其次是“富於求實精神而又關於把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家”，第三是“善於把深刻的思想植根於豐富的知識，並表現於生動形式之中的思想家”，第四是“嚴於自我解剖的偉大思想家”。對於魯迅的“中國式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顯著特色”，當然可以做不同的歸納，但這種把魯迅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普遍性一麵與其獨特的個性結合起來思考問題的方法，是符合曆史辯證法的思維邏輯的，也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
《魯迅思想研究》另一個重要貢獻，是首開魯迅與胡適的比較研究。作者把魯迅與胡適看做是兩位文化巨人，對他們進行了比較，重點是把握他們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他把他們兩人所走的道路概括為“同途而殊歸”，這一形象化的概括，後來曾為別的魯迅研究專家借用。這樣的比較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意義是把比較的方法運用於現代作家的研究。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有其特定的規範，而比較作為一種方法則早已被研究者所運用。但把比較的方法明確地運用於同一個時代兩個文化巨匠身上，當時卻十分少見。易竹賢先生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魯迅和胡適，而且他所進行的比較又緊密聯係研究對象的實際和特點，沒有一點淩空蹈虛，顯示了獨到的眼光。正是因為這一點，《“五四”時期魯迅與胡適之比較研究》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
易竹賢先生學術成果影響更大的，當是他的胡適研究。這主要是因為魯迅研究長期來是一門顯學，進入新時期後成果卓著者不在少數，而胡適研究當時還鮮有人涉足。原因不外是在長期的國共政治鬥爭中胡適的形象已經被高度政治化了，或者說是被充分妖魔化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一提起胡適，人們馬上會想起資產階級右派、國民黨禦用文人。在資產階級右派形同曆史反革命的年代，有誰會去研究胡適，為他說些公允的話呢？易竹賢先生的胡適研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借著政治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憑著一份對曆史負責的使命感和探索真理的勇氣，開始了“篳路藍縷”之旅，成為新時期最早對胡適開展實事求是的研究並取得重要成果的代表者之一。
易竹賢先生在為胡適作傳之初就立下宗旨，他說“一切以事實為準的，力求據事直書，作一信史”，“對胡適一生的思想業績，褒其所當褒，貶其所當貶，惟求按實而論，析理居正，做客觀公允的評價”。他在研究中所用的材料主要采自胡適本人的著作、日記、書信、自傳以及當時報刊和當事人的記載。對於胡適親朋、故舊、門生的傳聞、回憶和紀念文字，則多方考核，酌情取舍，務必令人確信可靠的，方才選用；一切溢美、諛頌、應酬及誣謗、詆毀等不實之詞，全予摒棄。他準備資料就花了數年時間，從今天我們看到的他的《胡適傳》多種版本可以看出，“作一信史”和“按實而論”的初衷是實現了的。
《胡適傳》以非常翔實的材料，全麵展現了胡適的一生，對胡適的功過做了係統深入的評價。書中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觀點，比如充分肯定胡適在治學中的疑古精神，認為這是“五四”時代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對於反對封建主義的傳統觀念與偏見具有積極的作用;同時也肯定他用曆史演進法考證小說，對《水滸傳》、《紅樓夢》的考證做出了開風氣之先的貢獻，創立了“新紅學”。又如實事求是地指出了胡適對國民黨當局既有幻想又有矛盾。他在與國共兩黨的關係方麵偏向國民黨，但他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因而也不滿國民黨當局的專製獨裁。他公開提出不僅政府的權限要受法的製裁，黨的權限也要受法的製裁。《胡適傳》對胡適的這一主張給予了肯定，指出這體現了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呼聲，“表現出一點法治和民主自由的精神，當然有它的積極意義”。再如肯定胡適在抗戰中出使美國所作的貢獻，指出胡適是基於民族正義，“在國家民族最困難的時候，當最困難官”。雖然作為一個“書生大使”，在一些事情的處置上也受到過一些非議，但胡適認真對待自己的使命，積極爭取美國政府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堅持到美國各地演講，做美國民眾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能這樣評價胡適，的確是需要眼光和勇氣的，難怪書出版後被境外看做是大陸重新評價胡適的一個信號。
現在看來，《胡適傳》在學術上取得突破，主要得益於評價標準的調整。如果固守特定時期黨派政治的立場，國共兩黨對胡適的評價是難以取得一致的，甚至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因而很長時間大陸學者與台灣學者對胡適的評價針鋒相對。但如果超越了黨派政治的立場，能從更具包容性的原則出發，比如從民主主義或者現代性的原則出發，兩岸對胡適的評價就能取得不少共識。胡適是中國現代文化史和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繞不過去的重要人物，其堅持民主理念、發起文學革命、反對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的成績不容抹殺。他在民族危亡時刻放棄不做官的宗旨，出任駐美大使，為民族解放事業而奔走，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愛國精神也是不容抹殺的。他雖然不讚同共產主義，甚至表示過反對，但他與國民黨當局也有矛盾，曾直截了當地向蔣介石的專權提出抗議，其捍衛民主的立場也是相當堅決的。胡適也有其曆史局限性，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文學革命先驅者中，他是堅守民主自由理念而行動又較為溫和敦厚的一位。他的溫和敦厚，是一種氣質，也是一種文化性格。這使他在激進的政治革命時代，常常受到“革命”態度不夠堅決徹底的指責，然而我們不得不說，這種不堅決和不徹底性，恰恰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重要思想特征。這些知識分子後來試圖走一條溫和的社會革新之路，而胡適以他的中道姿態，成了這批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易竹賢先生敏銳地抓住了時代所給予的一個機會，率先把評價胡適的標準調整到民主主義、愛國主義和現代性上，突破了曆史上形成的政黨政治的立場，對胡適作出了比較公允的評價。這種突破，構成了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部分，反過來又推動了思想的解放和曆史的進步。
《胡適傳》一切以事實為準繩，在資料的考證上下了很大工夫，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比如，長期以來大陸學界指責胡適崇洋媚外，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作者查遍胡適的著作、言論，沒有發現胡適說過這樣的話，因而傳記中不予采用。又比如，胡適30年代發表了一篇5萬字的長文《說儒》，對孔子評價很高。對於以“打孔家店”而“暴得大名”者的這篇文章，台灣的一些研究者頗感困惑，有的以此來否定胡適“五四”時期的反孔思想，有的指責他前後矛盾。作者經過深入研究，指出這些學者是把曆史人物的孔子與作為偶像的孔子混為一談了。“五四”時期，胡適等新文化先鋒，反對的是偶像化的孔子，於思想解放有大功績；《說儒》則是對曆史人物孔子作客觀評價，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把這兩者區別開來，是很有見地的，既堅持了“五四”新文化的方向，又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