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竹賢先生的《胡適傳》廣受歡迎的再一個原因，是它在長篇傳記的散文學術性寫作方麵提供了重要的經驗。《胡適傳》以年代分章，圍繞重要史實或具有趣味的人生故事，分為72節，各節相互勾連照應，順序推進，突出重點，編織起了胡適完整的人生圖景。為了行文的簡潔，作者把大量的資料，包括史料、異聞、掌故、必要的考證辨析及存疑備考的問題，全移在注文裏，注文豐富，成了這本《胡適傳》的一大特色。這些注文包含了許多重要的信息，是後來治胡適者可以利用的很有學術價值的資料。把大量的史料、重要的考證及存疑處放到注文中，使正文文字簡潔，主脈清晰，這是一種新的傳記體例，可以為後世所借鑒。
《胡適傳》出版後，好評如潮。大陸這邊，辛之勤在《武漢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發表《具史家膽識，含風騷神韻》，對其學術成就給予充分肯定。龍泉明在《書刊導報》上發文，認為該著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而且“搜索甚勤，取材甚精，判斷也甚謹嚴，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人民日報》1988年3月19日發表秦誌希的文章，指出該著描繪出了胡適“這一個”的獨特個性，“一種強烈的真實感油然而生”。《光明日報》1987年7月4日發表《紅旗》雜誌社周溯源的文章，標題即是“磨就昭昭鏡，功過是非明”。《湖南日報》1987年12月5日發表顏雄、舒其惠的書評，認為這是“一部膽識兼備的信史”。蕭思在《博覽群書》1988年第2期發表《我讀〈胡適傳〉》，認為該著的成功，“主要歸因於作者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與其對於明確的寫作目標的執著追求”。劉道清在1988年1月22日的《長江日報》上發表《胡適其人和〈胡適傳〉》，強調這是“大陸第一部完整詳盡地傳述和評價胡適一生的專著”，“有助於當代青年認識胡適其人，並進而認識曆史、社會和人生”。程誌堅在《湖北社會科學》1989年第5期發表文章，肯定這部《胡適傳》是在“文化曆史坐標中重塑胡適形象”。
在海外，台灣學者呂實強撰三萬餘字的專論，全麵評析《胡適傳》，認為“作者於撰寫過程，確下相當工夫，不僅參閱資料廣泛，架構安排亦頗費心力，文字流利通暢，敘述簡明扼要……於中國大陸上長期清算詆毀胡適之後，能撰成這樣一本具有學術理想與學術水準的專書，已相當難能可貴”。他的結論是《胡適傳》“實具有開拓性的意義”。1988年4月5日和6日的《澳門日報》發表了譚任傑的《按實而論，秉公直書》，作者聲稱“讀了這部嚴謹的史傳文學作品《胡適傳》，可以看到今天內地的學術研究課程，已經不限於一些專題，議論自由之風氣，也逐漸開展起來了”。歐維之在香港1988年3月1日的《作家月刊》上發表《兩岸書聲鳴不住》，指出易氏的《胡適傳》“力避此前成書的某些傳記的小家子氣，以表現中華學人應有的恢宏氣度自期；同時，作者特別注意彙集傳主那些傳為美談的生活細節，穿插於字裏行間，將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這位大人物描繪得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想要將胡適作為‘國民黨政府領導和影響下的那一批知識分子的一麵旗幟’來寫的，粗讀本書，我以為他的這個願望是達到了的”。紐約的《時報周刊》1990年2月24日至3月2日揭載李又寧的文章《胡適先生在大陸》，聲稱易氏的《胡適傳》“在大陸很受重視”，鑒於大陸的情況，“易著是難能可貴的”。印度駐華使館的白春暉1988年9月27日從北京的印度使館致信(英文)易竹賢，自稱不太懂中文，但他寫道：“我是一個中國文化和中國珍貴文化傳統的仰慕者。我有幸曾經作為北大中文係的一個學生，正是1947年至1950年胡適博士任校長的時候。”他在信中說：“我沒有認識您的幸運。但是，我最近偶然讀了您的最優秀的《胡適傳》，特地寫這封信告訴您，我是多麼地讚賞您的書。我很高興您不辭辛苦地搜集和篩選出一切關於胡適博士的有用材料，寫出了他的生平、工作以及他對中國的有益貢獻。我應該祝賀您寫出了這樣一本好書，以一種活潑的文體寫出的一本很好的文獻性的著作。更重要的是，您以一種同情的理解和客觀評價的態度，寫出了胡適的一切。”筆者據英文信譯出。
三、做學問的態度及治學風格
易竹賢先生多次在其著述的序、跋中聲稱，“平生景仰魯迅先生的硬骨頭精神，也欽慕胡適先生的學問文章，激賞五柳先生不折腰故事”。在《涉足學海，紀曆二三》一文中，他又寫道：“在學術道路上，我所憑借的仍是農家遺留的一點講究實際和吃苦精神，以及湘人的一點蠻性；在武漢大學中文係‘五老八中’一批學富五車的教授們哺育下，也逐漸開闊眼界，得到治學態度與方法的訓練。又頗欽仰已名所涉的魏晉竹林名士，大約也感染些‘師心’‘使氣’的異端色彩，並與現代的科學和民主思潮相融合，便產生大膽補正與超越前賢的勇氣，有一點點創新的成績。”他的這一番自評，是客觀持平的。
在《涉足學海，紀曆二三》中，他稱做學問第一要注重材料的翔實：“我們涉足學海，做學問，就是要解決問題。而占有材料便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工夫。隻有占有充分翔實的材料，才有解決問題的可能。”他以自己的《評“五四”文學革命中的胡適》一文為例，指出這是他用具體材料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一次重要實驗：“在文章裏，我首先用胡適自己的《〈吳虞文錄〉序》、《易卜生主義》等近十篇文章作材料，證明他最先提出‘打孔家店’的口號，及反對封建倫理道德，宣傳自由、平等、人道主義等新思想的革命作用，應該說相當有說服力。其次，用同時代許多倡導者的證詞。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傅斯年等人都熱烈參加討論和實踐，承認胡適在當時的倡導者地位和影響；魯迅到1927年還說文學革命是‘胡適之先生所倡導的’(《無聲的中國》)。這些都是直接的證人。三是以反對者的抵製和攻擊作證明。如林紓在《新申報》上發表的小說《妖夢》和《荊生》，影射攻擊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矛頭都指向胡適。稍後，‘學衡派’的胡先驌寫《評嚐試集》，‘甲寅派’的章士釗寫的《評析文化運動》和《評新文學運動》，也都指名攻擊胡適。複古主義者們不約而同地認胡適為仇讎，不也從反麵證明了胡適在文學革命中所處的倡導者地位和他所發揮的革命作用嗎？”
“做學問講究根底，工夫紮實，主要是指掌握材料應充分、翔實、廣博。治文學和社會科學的人，在占有材料方麵，據我的實際體會，最要緊的是掌握第一手材料。這重要性大家都懂得，實行來卻並不容易；往往會躲懶，走捷徑，用別人的第二手材料，那就隻能人雲亦雲，或跟著別人出差錯。”秉持這樣的理念，他研究胡適時，先花了大量工夫去搜集材料。有第一手材料做依據，比較靠得住，他心裏有底，所以也就不怕別人扣帽子，說他為胡適辯護翻案。
易竹賢先生做學問所追求的第二個原則，是“努力超越求創新”，但創新是在現有成果基礎上的創新。他說：“人類文化事業像一條奔流不息向前發展的長河……皆因後一代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不斷有所超越，不斷積聚這些超越創新所得的成果。……我也因秉承某種‘師心’、‘使氣’的異端色彩，故每有所論，必定在盡量掌握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個人的獨立思考，說一點自己的見解，努力補正超越，有所創新。”他關於魯迅與進化論關係的研究，關於胡適的研究，包括魯迅與胡適的比較研究，都是循此創新原則而取得的成果。
易竹賢先生做學問所秉持的第三個原則，是“排除幹擾求真理”。他介紹自己時常說“為人誠厚耿直，隻認真理，不屑逢迎”。這八個字，他自稱“是我人生的態度，也是我治學的態度與品格，而這些又與‘誠厚耿直’的個性相關”。這種直率的表白，本身即可以見出他“誠厚耿直”的個性。他說“排除幹擾求真理”，首要之點是要有一點懷疑的精神，第二是不趕“風潮”，第三是主觀上要避免武斷和自以為是，要敢於超越自我。他這樣說，也是盡力這樣去做的。這使他的論著保持了講真話的特色，不虛飾，不矯情，實事求是，析理居正。
上述三條，是易竹賢先生自己總結的。我在此還想補充三點：
一是他的治學以實證研究為主，但論題的選擇卻表明他非常關注現實，而且具有前瞻的眼光，看問題很尖銳。他關於魯迅和胡適的研究，其實都是聯係著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現實背景的，提出的問題本身即體現了時代的需要。換句話說，這些問題既是學術問題，又是當時思想界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它們是關係著中國的思想界未來往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他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承擔著某種政治風險，雖然已經進入了新時代，但還是需要一些勇氣和魄力的。正因為這樣，他的一些成果在海內外引起了重大反響，被看做是中國大陸學術界和思想界開始發生變化的某種跡象。
二是他的精益求精、與時俱進，不斷地自我超越。易竹賢先生對他著作中帶著時代印記的一些問題還在繼續思考。他在《胡適傳》出版後，把新的思想所得及新發現的重要史料隨時錄於書中，再版時以此為基礎做了多處重要的修改。《胡適傳》已經有四個版本，這四個版本對胡適的基本評價始終如一，沒有改變，說明他對胡適的把握與斷識是“據事直書”，經得起檢驗的。但一些修飾性的用語、個別的具體提法，已經做了修改，現在所見的修改後版本顯然減少了初版本那個時代的色彩，更貼近學術，更貼近胡適的實際，更能顯示胡適作為一個獨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特點。這種追求學術純真的品格、不斷超越自我的精神，是一個學者所必須具備的。
三是文風樸實，文字暢達。文如其人，易竹先生的治學不僅力行實事求是的原則，而且力避嘩眾取寵、追隨時尚的流風，一切皆以事實為據，以理服人，文風樸實。他自己曾私下表示，他比較滿意的還是自己文字的樸實和暢達。我理解這主要是因為他的文字中有一種樸素的美。
北大中文係溫儒敏教授在易竹賢先生七十華誕時，寫了一首詩表示祝賀：“卓爾易公，七秩仁風。竹籟鳳鳴，賢蘊和忠。文史洞識，力作甚豐。詮評胡魯，五四傳承。桃李珞珈，學界欣榮。古稀俊邁，又開新春。”溫儒敏教授是鑒於易竹賢先生在魯迅研究和胡適研究方麵取得的重要成就而對他加以褒獎的，我引用他的這首詩為本文作結，也意在表達我對易竹賢先生的崇敬之情。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