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詩學”曆史資源的有效性，首先體現在作者對抗戰時期兩場著名的文藝論爭的深入闡釋上（第五章《“有關”與“無關”之外》和第六章《通俗文藝運動與“民族形式”之爭》）。在既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囿於“思想史”視野的範圍，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對“論爭”內容的思想辨析上，而未能對“論爭”本身予以自覺的曆史考察。《“文協”》一書的獨特意義就在於，作者跳出了論爭雙方在思想內容上的分歧和矛盾，從而依托具體的曆史情境建立起一個有效的“論爭”闡釋機製。如在對“與抗戰無關論”的考察中，作者先以豐富的史料為依據，證明了梁實秋與孔羅蓀等“文協”同人在所謂“抗戰文學題材”問題上並無根本分歧，進而通過對“論爭史”來龍去脈的梳理，發現雙方爭論的實際原因——“文協”向外界展示自身之於文壇領導地位的需要。對“民族形式”論爭的論述也是如此，作者將這場論爭定性為“新文學同人和通俗讀物編刊社之間的論爭”。“論爭”的起因在於，以胡風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擔心“迅速崛起的通俗文藝，正在借助於抗戰特殊的曆史機緣，試圖把自己塑造成一種體現了抗戰文學發展方向的意識形態權力話語，對新文學的存在和發展構成了挑戰”。在這裏，作者為我們呈現出“文學論爭”在具體的曆史境遇中的複雜形態：“論爭”雙方爭執的焦點未必就是他們思想觀念上的分歧點，它有可能隱藏在思想內容之外的曆史場域裏。對這兩場“文藝論爭”的精到闡釋表明，文學研究者隻有調用那種具有“詩學”意義的曆史資源，才能夠更全麵的把握文學現象本身。
如果說關於“與抗戰無關論”和“民族形式”論爭還隻是對微觀文學現象的考察，那麼該書最後四章則體現了對抗戰時期“文藝運動”的宏觀把握。這實際上已經彰顯出，作者借助曆史所建構的闡釋機製已經具有了極大的包容性。在本部分，作者為我們凸顯了“文藝運動”在抗戰時期極為獨特的屬性和品格。而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對這種獨特性的凸顯是從兩個方麵共同完成的：一方麵，是通過“文協”自身的存在狀態和運行機製來予以描述，因為抗戰時期的“文藝運動”在很多時候都由“文協”參與和組織，因此“文協”實際上是抗戰時期“文藝運動”獨特性生成的重要基礎；而另一方麵，這一獨特性又被作者放在“新文學傳統”這個更為宏闊的參照係中予以呈現。如作者在第七章考察“戰地文藝”的時候，就既注意到“文協”在戰地文藝推進中作用及貢獻的考察，又將“戰地文藝”視為“新文學傳統”的一個特殊形態來觀照：“從中國新文學的曆史來看，戰地文藝是適應抗戰時期的曆史情境而出現的新事物、一個特殊的亞文學傳統，完全不同於此前依托現代都市文化而生的‘五四’新文藝。”這一方麵更準確地描述了“戰地文藝”的時代意義，又點明了它的曆史意義：“‘文協’的理論倡導和戰地訪問實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戰地文藝工作的發展，但更重要的曆史貢獻，乃是突破了戰爭帶來的地域分割困擾，維係了‘中國新文學’這樣一個想象共同體的持續與發展。”在我看來，引入“新文學傳統”這一參照係彰顯了本書作者在學術視野上的宏闊，在這樣一種觀照之下，抗戰時期的“文藝運動”就不再禁錮在一個封閉的“斷代史”當中，而是構成了曆史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它在傳統中有自身的淵源，也將最終彙入傳統，對傳統本身予以豐富和充實。由此可見，本書所建立的闡釋機製是極具開放性的。當然，由於作者的研究對象已經設定於抗戰時期，而這種“新文學傳統”也僅僅是作為一種參照而存在，但兩者之間的關聯已經昭示出，作者通過“文協”建構的闡釋機製已經超越了其研究對象本身，在更大的範圍內有了自身的效用和價值。
總之，作者一方麵遵從了非常嚴格的史學研究規範，展示出自己極為紮實的考辨功夫；另一方麵，作者也始終對文學的本旨有自覺、清醒的認識，從而使曆史能夠轉化成闡釋文學現象的有效資源。當然，作者將其考察的對象限定在“文藝運動”這一較為宏觀的層麵，自然也就無法太多地論及基於個體創作的作品文本，這使得作者對某些文學現象的考察受到了限製。例如，由於缺乏對作家個體創作和作品文本的具體關注，作者對“文協”在建立及其活動中所體現的現代性衝突及其曆史複雜性並未充分展開。但瑕不掩瑜，《“文協”》作為一部紮實而極具開拓性的學術著作，必將為學界所重視。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