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站在這樣一種更高的立足點上，作者的進一步研究實際麵臨著更大的挑戰。如果按照傳統的“社團”研究模式，研究者考辨工作的結果會將“文協”組織成一個知識集合，他會以此為基點，建構起一個穩定的曆史坐標係，進而把握動態的“文藝運動”。在這樣一種研究模式中，“文藝運動”會作為一條有規律的曆史軌跡被研究者予以把握和描述，它的風格、路向、進行方式都會以“社團”為恒定的參照物。但是在本書中，“文協”內部豐富性的呈現，使得原來能夠容納它的知識體係已經失去了效用，而“文協”頗具“流動性”的曆史形態，又使得它無法作為“文藝運動”穩定的參照物而存在。在這裏，作者已經將“文協”和“文藝運動”錯綜複雜地關聯在一起，建構了更為立體的曆史景觀。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協”對本書而言隻是作者研究的切入點，而不是其研究的立足點，作者對“文藝運動”的把握已經超越了陳舊的“社團”研究模式。
如前文提及的那樣，作者在對“文協”基本史實的考辨中，更關注其作為一個文化組織的存在狀態、運行機製和曆史流變，從這一點來看，作者真正的研究基點是立足在“曆史觀念”和“文化權力”這類更為深刻的曆史概念上。作者在導論中界定“文協”這一概念時就指出，“文協”存在的狀態除了它的實體組織和具體活動之外，還包括“全國文藝作家以及參與‘文協’發起和組織的文藝運動的方式體現出來的對‘文協’的認同”。而這種“認同”的基礎，則是“文協”所標榜的“抗敵”這一曆史目標。事實上，作者抓住了“抗敵”這一曆史觀念，也就把握住了“文協”這一組織及其參與者之間的精神紐結，進而能夠更為精準地描述抗戰時期“文藝運動”的根本屬性。同樣，有關“文化權力”的問題，也一直都是作者關注的焦點。如在《老舍在“文協”中領導地位之建立》一章中，作者描述了老舍如何通過“苦幹精神”贏得“文協”同人尊重並確立自身領導地位的曆史過程，但在這一描述過程中，作者實際上將老舍的“苦幹精神”拉入了文化權力的視域予以考察，並充分闡釋出文化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區別：“所謂的領導權實際上隻能是一種在‘文協’成員的認同中建立起來的文化權力，而不是行政權力。……除了直接的暴力之外，權力隻有經過社會成員的合法性認同之後才能轉化為物質力量，而不是有了物質力量就能獲得權力。”
乍看起來，以“社團”作為立足點的模式能為研究者提供穩如磐石的曆史參照物，而“曆史觀念”、“文化權力”這些因素則顯得抽象，通過它們所呈現出的曆史圖景也會顯得蕪雜、紛亂。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就像天體物理學把握星體運動時，並不是以星體本身為坐標，因為不管是行星還是恒星，其穩定都是相對的。對天體物理學家而言，真正的坐標是那個看不見、摸不著但客觀存在的“萬有引力場”。同理，隻有當研究者把“文協”置入“曆史觀念”和“文化權力”的場域之中，“文協”本身的屬性及其與“文藝運動”的關係才能得到更準確的描述。最後要補充的是，研究者通過“曆史觀念”和“文化權力”把握曆史，也打通了曆史與文學之間涇渭分明的學科畛域。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作者不僅在建構一個曆史空間，也在激活一個文化場域，也隻有在這個場域之中，曆史才能具有“詩學”的意義，進而轉化成闡釋文學的有效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