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曆史考辨的“詩學”意義——評段從學《“文協”與抗戰時期文藝運動》
李哲
中國學術一直有“文史不分家”的傳統，而當下的中國文學研究也都是以“文學史”為基本框架，可以說，“曆史”不僅構成了文學學科合法的研究對象，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文學鑒賞”相互區別的重要標誌。當然，與曆史學科相比，文學學科對“曆史”的觀照有自身的獨特性：它不僅要求研究者在探賾索隱中發現“曆史的真實”，還要求他們為這“真實的曆史”賦予“詩學”的意義，最終將其轉化成闡釋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的有效資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學科中的“曆史研究”更為複雜，它的獨特性實際上構成了一種挑戰性——如果研究者不具備紮實的史學考辨功底，那麼以曆史為支撐的文學研究就會成為虛浮的沙上城堡；而如果他們僅僅拘囿於史學考辨，又會有偏離文學研究本旨的危險。在我看來，段從學先生《“文協”與抗戰時期文藝運動》一書，就完成了這樣一個極富挑戰性的工作，並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果。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有關“文協”的研究一直處於較為初級的階段，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學者們一直未能將“文協”視為一個獨立、專門的研究對象予以觀照。而《“文協”》一書的價值，首先就體現在作者對“文協”這一研究對象的確立之上，誠如作者本人所說，《“文協”》是“第一部對文協做係統考察的專論”。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文協”作為研究對象的確立，本身就已經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正是在這一前提之下，作者才能將此前處於散亂狀態的史料工作予以係統化，並通過自身全麵而細致的曆史考辨工作，勾勒出“文協”這一組織清晰、完整的曆史形態，進而填補了“文協”研究在基本史實上的空白。隻是這裏要強調的是，《“文協”》一書在“基本史實”上的工作雖值得稱道，但僅憑這一點，尚不能全麵體現它真正的價值所在。其實對研究者而言，如果沒有研究思路和學術方法上的更新，那麼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協”是很難被發現和確立的，即使確立起來，也會被納入陳舊的闡釋機製中。同樣，缺少了新的思路與方法作為前提，史料工作也隻能停留在量的積累上，它隻能為既有的學術觀點背書，而無法生成新的學術增長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協”》一書的作者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史料工作者”，他除了試圖發掘“文協”的曆史內涵，還在試圖建構“文協”的“文學史”意義，而他研究的結果也並不僅是對既有文學史框架知識性的補充和擴展，而是為我們審視這個“框架”本身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維度。我想，這才是《“文協”》一書真正的價值所在。
作者在導論中寫到：“本書在《‘文協’與抗戰時期文藝運動》這個題目下，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內容。其一，梳理‘文協’自身曆史形態的發展變化；其二，在具體的文學活動中來把握‘文協’對抗戰時期新文學發展的曆史意義。”由此可知，本書前後部分對“史”與“論”各有側重，所謂“梳理‘文協’自身曆史形態的發展變化”主要集中在本書的上半部分，即第一章到第四章（包括附錄中有關文協分會的考證工作），而“把握‘文協’對抗戰時期新文學發展的曆史意義”則是通過後半部分的論述實現的。但值得稱道的是，對“史”與“論”的各自側重，並沒有導致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前後割裂：前半部分對“文協”基本史實的考辨工作，一直伴隨著作者對“文協”曆史本體意義的深刻思考；而在後半部分對“文藝運動”的闡釋中，曆史考辨工作也在一以貫之地延續。由此可見，作者並沒有將“曆史考辨”與“文學闡釋”視為兩套各自獨立的方法，他將兩者很好地融彙成一套和諧統一的研究範式，真正做到了“論從史出”和“史論結合”。
如前文所述，《“文協”》一書的前半部分主要側重對“文協”基本史實的考察上，即“梳理‘文協’自身曆史形態的發展變化”。這樣一種“考察”、“梳理”自然需要圍繞嚴格的曆史考辨工作來展開，在這一過程中，作者顯然也展示了自己考辨功夫的紮實與細致。但是，對“文協”基本史實的“考察”、“梳理”本身並不是本書的旨歸所在，作者的真正目的乃在從曆史本體的意義上探究它的存在方式。這裏以本書第三章“‘文協’曆屆常務理事考論”為例。事實上，作者將本章的工作名之曰“考論”，即表明了自己既要對“文協”曆屆常務理事的身份和活動做詳細的考證工作，又要以此為基礎論述“文協”這一組織的性質及其內部“文化權力”消長、流變的具體過程。例如，作者從“文協”早期常務理事身份上，揭示了它的“官方色彩”；從左翼文人在理事會中數量的增加，看出“具有左翼文化背景的文人事實上開始在‘文協’的日常事務中取得了更多的話語權支配權”，等等。由此看來，《“文協”》一書“考辨”充滿了研究者自身的主體性，而並未拘囿於對史料的鉤沉和整理。這裏要說明的是，主體性與主觀性是有根本區別的，因為後者是曆史研究的大忌，而前者卻是其基礎和前提，它不僅不會破壞曆史的客觀性，反而會賦予研究者更獨特的曆史眼光和更深刻的曆史洞察力。如在第二章裏，作者探討的是“文協”這一組織建立的曆史過程，但是作者並沒有急於進入史料中探賾索隱，而是事先對這一過程做了多層次的意義區分：“所謂‘文協’的建立，既是作為組織實體的‘文協’的建立，也是作為文化權力機構的‘文協’被建構的曆史過程。”正是在這種主體性認知之下，作者重點關注的史實也就不再是“文協”成立大會，因為“1938年3月27日的成立大會及隨之而來的理事選舉等等，不過是延續正式籌備會的修辭策略，通過必要的儀式和組織程序，把籌備會內部已經完成的組織工作轉化為公共事件，借以建構‘文協’的社會曆史形象及其合法性”。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文協”成立過程中的“非正式籌備階段”，而這一點，恰恰是之前“文協”研究最容易忽視的地方。在這裏，是其對曆史主體性的認知導致了研究者視角的“位移”，如此，王平陵和中國文藝社對“文協”成立發揮的重要作用才能被凸顯出來。通過這樣一種充滿主體性的“考辨”工作，作者為我們呈現出的“文協”是一個內涵豐富、充滿流動性的曆史存在，作者在填補基本史實“空白”的同時，實際上也把“文協”研究的立足點提升到一個極高的層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