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絮語
2012年是一個驚喜年，最令人感到驚喜又令人振奮的是作家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第二位華人榮獲此項殊榮。本刊雖因刊期的原因無法及時予以呼應，但我們依然由衷地慶賀中國文壇為世界矚目的時刻再次到來。
同樣令人驚喜的是本期有數篇力作奉獻給讀者，這使我們稍稍為之感到欣慰。“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或曰“中國現代有關韓國（朝鮮）人和韓國（朝鮮）的文學作品”，雖然稱不上是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重大問題，卻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韓（朝）文學關係史、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史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這一與“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科的建立幾乎同時起步的研究視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迫中斷。近年來，這一問題重新受到重視，也已取得了重要的學術進展。但是，其中暴露出的問題也值得深思。李存光先生的《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的開拓深化——關於“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人和韓國”研究》一文，從文獻史料與研究關係的角度，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推進了中韓（朝）文學關係的研究。反抗父權的“弑父”書寫，是“五四”時代一個傳統主題。20世紀20年代女性寫作從“弑父”到極其短暫的“戀父”、“尋父”過程，是現代女性精神建構中確立性別自我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文學史研究似乎定論於“五四”反傳統、反父權的不妥協性，中國新文學一路追擊，對“父親”進行著從未間歇的曆史清算，卻沒有發現“五四”落潮後，同盟者陣營發生了悄然變化，在這“弑父”的情景後麵，女兒與“父親”悄悄握手，一個被遮蔽的溫情父親在男女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筆下，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張揚，形成了與“弑父”書寫相背離的另一路徑——尋找父親，謳歌父愛。常彬先生的《尋找父親：“五四”文學弑父主題遮蔽的另一文學現象》一文，重新梳理了這一重要的文學問題，打開並擦亮了這一被遮蔽湮沒的文學史現象。李躍力的文章《對“現實”的規避與放逐——再論“新寫實主義》，從《蝕》三部曲引發的論戰說起，牢牢抓住“現實”的“客觀性”這一論戰的主題，不僅深刻地揭示了這一文壇論爭背後潛藏的核心矛盾，而且從文學與現實的審美關係出發，剖析了“新寫實主義”這一深度影響了此後文學發展進程的理論範疇的內在邏輯，並與經典現實主義相比較，點明了它“反現實”的本質。文章對由《蝕》三部曲引發的文壇公案進行了重新闡釋，對“新寫實主義”提出了嶄新而尖銳的觀點，推動了革命文學及其相關理論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孫犁與瑪金這兩位老延安、晉察冀戰友之間，發生了一樁詩壇公案。這樁曆時已整整30年的詩壇公案，至今尚無論者置評。此事是如何引發的？它對孫犁和瑪金造成了怎樣的影響？我們今天又如何看待這一現象？閻慶生先生的《一樁擱置了三十年的詩壇公案——圍繞孫犁〈瑪金詩選序〉的評述》一文，對此進行了詳盡的考索，不僅廓清了這一公案的來龍去脈，也使讀者對晚年孫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張克的長文《怨恨及其表達——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可謂近來討論魯迅“國民性”批判問題的沉實之作。作者指認“魯迅選擇了既與現代中國的‘怨恨境遇’同步振蕩又對其反抗的道路”，這是一個深具張力的論斷。其援引的尼采、舍勒的“怨恨”現象學與現代中國的怨恨境遇、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命題之間呈現出超乎想象的複雜性，這對激活魯迅“國民性”批判研究的新格局顯然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