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年學者近藤博士的論文《試論巴金如何關注薩凡事件》是作者用中文寫就的一篇學術論文。此文原是近藤為第10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青年論壇而作的征文，收入本刊時，作了適當的修改。薩凡事件發生後，中國一些無政府主義組織通過言論、示威遊行、援救活動表現了他們的人道、正義。薩凡二人死後，他們以抗議薩凡事件的名目，試圖強化無政府主義運動。然而，巴金卻與此相反，巴金在關注薩凡事件的過程中，尤其是在薩凡二人死後，以違背、擺脫當時他所堅持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純粹性這一方式，開始主持人道、正義。巴金進而使這一轉變過程在《滅亡》故事進展中得以展現；同時，巴金對人道、正義的認同又直接決定了新中國成立後他對《薩柯和樊塞蒂的受難》的作者法斯特的擁護。通過違背、擺脫某種主義、思想來突現人道、正義等個人情感，構成了巴金關注薩凡事件的獨特性。這一創見也是以往學界對巴金無政府主義思想研究的一個缺欠。高蔚先生的論文《中國新詩的“浪漫”之美》，以浪漫主義詩歌美學自身的豐富性作為考察中國現代“浪漫主義”詩歌詩性品質的切入點，對中國現代“浪漫主義”詩歌遭遇的諸多非議提出了不同看法，對這一課題的深入研究無疑有助於我們全麵地審視浪漫主義詩歌美學對中國現代詩歌的影響。
論及中國當代的胡適研究，不能不提武漢大學的易竹賢先生。易竹賢先生是魯迅研究專家和胡適研究專家，尤其是他的胡適研究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廣泛讚譽，被認為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率先在此領域取得標誌性成果的先行者之一。陳國恩先生的《易竹賢先生的學術道路及治學風格》一文，對易先生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道路及治學風格作了精到的總結。陳美蘭教授也是30年代出生的當代學人的代表，她的學術研究和批評既承接了劉綬鬆老一輩學人的學術傳統，又接受了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代思想解放精神洗禮，既立足於中國當代文學，又廣泛吸納現代思想文化，形成了以當代長篇小說研究為中心、以重點作家重點作品為支點的獨具特色的文學批評範式，也因之在當代文學批評中有著廣泛的聲譽。孫德喜的《陳美蘭教授的文學批評》一文，細致闡發了陳美蘭先生這一批評理念與批評實踐，春風化雨，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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