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
——班固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
——班固
元成好儒，由衷而發，付諸實行，儒術至此得到真正尊崇。自秦朝焚書坑儒以來，儒術在與秦漢兩百年政治風雲中，起伏動蕩，始終未能真正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統治方針與意識形態。法家之術、黃老之術、刑名之術、長短之術、集權暴政之術以及雜王霸之術，你方唱罷我登台，輪流在帝國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著主角。儒術由遭到打壓、得到利用、扮演配角甚至醜角，直到元成時期才最終轉為正旦，成為主角。漢元帝、漢成帝喜好儒術，與其受到的教育有很大關係。因為元成喜好儒術，所以儒生得到重用，儒生群體得以壯大，儒家思想著作得以繁榮，符合儒家思想的政策得到執行，儒術真正成為帝國治術的主體。
東漢荀悅曾經曆考漢廷諸位皇帝，認為漢元帝以前儒術皆未得到真正尊重，亦未成為漢廷治術之根本。此種情況，至漢元帝方始改變。其言曰：
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跡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首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己複禮，躬行玄黙，遂至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製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製，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複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敝。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不照奸，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慎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雲“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曰：“陛下宜用儒術。”宣帝不聽，乃歎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
唐代李德裕對於荀悅之論，頗有異議。李氏認為，漢元帝任用石顯，實不能尊重真儒。其言曰：
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征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餘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者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寵上書遂致於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繇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豈得謂之牽於文義乎？於讒邪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繇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嚐禦奸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嚐犯顏幹主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幹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纔三世而王莽簒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曰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以政，牽製佞幸，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雲雲史固之讚，以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佞幸，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今天看來，漢元帝好儒確為事實，不容置疑。至於漢廷諸儒皆非真儒，情形較為複雜，儒生進入漢廷政壇發生蛻變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原因。關於這一點，後文還有討論。
《漢書·元帝紀》載，漢元帝從小就喜歡儒術，而漢宣帝厭棄儒生，喜歡文法之吏。司隸校尉蓋寬饒被逼而自殺身亡，楊惲因語帶譏諷而被宣帝腰斬。蓋寬饒和楊惲都是當時著名的儒生。這兩位儒生的遭遇對元帝觸動很大，所以他建議漢宣帝為政應當寬緩，不能過於嚴苛，應該進用儒生。元帝的異議、對儒生的同情差一點使其失去繼承皇位的機會。從中，既可見出漢宣帝貶斥儒術，亦可見出漢元帝從小喜歡儒術。《漢書·漢帝紀》載，漢成帝從小喜歡儒家思想，好讀經書。成年以後，漢成帝在實際為政過程中，喜好儒術的痕跡依然非常明顯。漢成帝甚至將儒術造詣視為官員考核、升遷的重要標準。薛宣是漢成帝時期非常有能力的高級官吏，稱為能吏。他在處理謝遊、楊湛貪汙的問題上，在調換薛恭、尹賞的問題上，皆展現了極高的政治技巧。穀永甚至認為薛宣在左馮翊任上的治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嚐有也”。正是這樣一位極有才幹的能吏，後來卻被漢成帝非常不體麵地從丞相任上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