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漢政權後被新莽取代，而王莽出於漢元帝王皇後家族；蕭望之、劉向諸人遭宦官石顯等陷害，而石顯之勢由漢元帝促成；後人追究漢亡之原因，往往歸咎漢元帝重用外戚，讓王鳳諸人輔佐太子，歸咎漢元帝重用外戚，冤死忠良，失去輔弼。清代王夫之則認為劉漢之亡，不能歸到漢元帝頭上。其言曰：
漢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斷，然而無所傷於天下，石顯僅逞於異己，而惡不及於民，國之元氣未斫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後之族也，王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為篡弑之階。然非元帝之寵後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鳳以大權，而帝無遺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
王夫之將漢亡之罪責歸到漢成帝頭上，“成帝之無道也，足以亡國”。不過，漢成帝重用外戚、困於女患，固然失政，然而距離漢亡尚遠，不能因其失政驟然加以亡漢之罪責。王夫之本人亦言，漢成帝時期王氏為患並非沉屙不治，“王氏之橫，未嚐不可撲也。成帝察其奢僭不軌，而音、商、立、根藉稾負斧锧以待罪；王立結淳於長之奸露，成帝下有司按治，而立殺其子以滅口；計其為人，非能險鷙於呂之產、祿，武之三思、懿宗也”。導致後來不可收拾局麵者，既有時勢的原因，也有人為的因素。單就人為因素而言，漢哀帝之責更大，而不是漢成帝。宋代蘇轍對此曾有非常妥當的評議，其言曰：
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後侵侮王後，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複寵幸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王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後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襄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後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奏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後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爾，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可見，漢成帝之事不能求之過深，過於苛責。王氏之禍，成帝固然脫不開幹係，但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直接的當事人漢哀帝沒有把握好，否則王莽即便有狼子野心，也不可能死灰複燃。漢哀帝重用董賢，但是董賢其人怎能跟周亞夫、王陵、陳平諸人相比呢？王夫之認為漢元帝之政無害於民，本是非常正確的見解。細數元成之政，其得者有二。
一、務本
漢宣帝在位，多下詔書，要求官吏治民以寬。後世對此讚歎不已，其實宣帝所為與之前漢武帝、霍光並無本質區別，皆是表麵功夫。錢時言曰：
成湯克寬克仁，《乾·文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宣帝平日用法文吏以刑繩下，固惼迫刻深之主也，使其晚年真有悔過之意，內省諸已，格其非心，天德昭融，含覆一視，反刑名為忠厚，變慘酷為慈祥，公卿大夫以德而選，政教號令以德而行，天下之民翕然向化，如風偃草，如置郵傳命矣。安有平日所用者，刻深之法，所喜者刻深之人，一旦於務行寬大之言，督責臣下而求移風易俗，追配三王，寧有是理乎？反複詔旨，雖名寬大，而曰止計簿具文，曰欺謾避課，曰三公不以為意，曰禦史按察非實，是乃宣帝之所以不寬大者也，可厚誣哉？
《漢書·刑法誌》載，漢宣帝因為受到路溫舒上疏感動，於地節三年十二月始置廷尉平。載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