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深湣焉，乃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
當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建議漢宣帝幹脆務本定律，“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鄭昌認為定法是本，置廷尉平乃是末，不能正本而馳騖於末，不但無益，反而招亂。但是，漢宣帝沒有聽從此議。“宣帝未及修正”。
王夫之對於漢宣帝不能采納鄭昌務本定法之言，非常遺憾。“宣帝下寬大之詔，而言刑者益淆，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獄吏得所緣飾以文其濫，雖天子日清問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設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為重輕，賄為出入，堅執其一說而固不可奪。於是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廷尉與天子爭法，辨莫能折，威莫能製也。巧而強者持之，天子雖明，廷尉雖慎，卒無以勝一獄吏之奸，而脫無辜於阱。即令遣使歲省而欽恤之，抑唯大凶巨猾因緣請屬以逃於法，於貧弱之冤民亡益也。唯如鄭昌之說，斬然定律而不可移，則一人製之於上，而酷與賄之弊絕於四海，此昌之說所以為萬世祥刑之經也”。
錢時則認為漢宣帝為人刻薄，齋居決事、置廷尉平皆不能改變大局，無益於政。“蓋帝天姿大抵刻薄，雜霸之習勝而效尤於武帝者多故也。舜有好生之德，文王視民如傷，表立影從，風行草偃，天下雖有苛刻之吏，將安所用乎？又豈待一一齋居決事而後始平乎？於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當時稱頌，與張釋之相亞，而無救趙、蓋、韓、楊之徒之死，其為冤者大矣？雖多廷平之員何益也？”
王應麟認為，漢宣帝不務德政，不但置廷尉平是末，即便鄭昌所言定律亦不為本。其言曰：
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澤斬焉。《誌》謂獄刑為平矣，號雲者名然而實不然。霍光不務德教而務刑罰，既失於前，重以魏相之嚴毅。趙廣漢之誅，相實為之，能稱上意，不能正君心，大臣輔德之責未盡，乃取文王之罔攸兼者而躬聽之，此鄭昌所謂理其末也。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為詩書，帝之治體可見，精神雖強，元氣已索，不待優遊不斷之主而漢業之衰已兆矣。然則正其本當何如？曰：臨下以簡，禦眾以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謂能省刑本，鄭昌乃以刪定律令為先，抑末矣！
漢武帝好殺丞相，漢宣帝好殺二千石，而元成之際殺戮之政大改。漢成帝時期京兆尹王章冤死，然而其事主要出於王鳳；司隸校尉轅豐死於殿中，其事出於中謁者丞陳臨行凶；禦史大夫尹忠之死，其事出於“自殺”；與前朝刑戮殺伐之政自有不同。漢宣帝多言考案明察，而元成之際，多言道德禮義，本末之分，不言自明。王夫之曾經對漢成帝不查諸侯內闈之事，極有讚賞。其言曰：
漢諸王之以禽獸行廢者不一，漢廷無有能據道以處此者，而穀永能言之。其曰：“帝王不窺人私，而春秋為尊者諱。”此義行，迄乎東漢，穢德不章。永之言，其利溥矣。夫人之有恥，自恥者也；恥心蕩而刑殺不能止，故知刑殺者，非可以善風俗、已禍亂者也。漢之於此，既無家法以正之於先，而縱苛察之吏、告訐之小人、揚之於後。無他，忌侯王之疆，日思翦艾以圖安，而紈絝膏粱，卒投於阱而無從辨。嗚呼！如是矣，惡得不拱手而授之賊臣哉？以刑製淫而固不可製，假暗昧以鋤強而隻以自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