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漢廷皇帝，窺伺、嚴懲諸侯內行不謹者以漢武帝、漢宣帝最為用力。其用心之陰暗，手法法之卑劣，固如王氏所言。漢元帝、漢成帝能改此弊，亦為得政。
二、實行
曆來學人徒見霍光、宣帝時期多下詔減免租稅，以為當時民生寬裕，實為錯誤的認識。昭宣元成時期眾多史料，皆為明驗。諸儒之言，尤其值得注意。實際上，真正減輕百姓負擔者是元成二帝。前文在考論漢武帝聚斂之政時，提到鹽鐵專營、平準均輸等經濟政策本質上是漢廷搜刮資財的手段。憑借這些手段，漢廷可以打著減免租稅的幌子，照樣搜刮到巨量資財，而民間活力遭到重創，民間資源遭到掠奪，民生遭到嚴重危害。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言“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極有道理。這些用意在於聚斂的政策，直到漢元帝、漢成帝時期才得以廢除。這才是利民、富國的真正分殊所在。雖然漢元帝時期，後來又恢複鹽鐵專營政策，給人反複無常之印象，但是觀過知人，仁者之過，異於刻者之過。漢元帝因為用度不足，一度恢複先前之政，終究不害其利民之用心。
漢武帝寬解百姓名實不符，自不待言。漢宣帝五鳳四年春，接受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建議，設立常平倉，後世頗有讚詞。其實常平倉與桑弘羊之均輸並無本質差別。宋人錢時曾有激切之批判。其言曰：
先王之時，補助有法，賙恤有政，賒貸有時，以至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正上下通融，君民一體之義。桑弘羊以市井之智，行均輸之術，堂堂天子之尊，下爭商賈之利，真所謂民賊也。安得耿壽昌者而與之論常平之意哉？……或者居常平之任，而使斯民負不平之歎，則將何所逃罪於壽昌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漢武帝、漢宣帝不能躬行節儉，大事造作，耗材不休，搜刮不止，皆非實行利民之政者。反觀漢元帝、漢成帝，常常將利民之事落到實處，從自己做起，從節財做起。
漢元帝初元元年三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訾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同年四月，詔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同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同年九月，“令諸宮、館希禦幸者勿繕治，太仆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初元二年三月，“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初元三年春，“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厓，救民饑饉。乃罷珠厓”。同年六月，“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永光四年九月，罷諸陵園，並且詔令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鹹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
漢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罷上林詔獄”。同年秋，“罷上林宮、館希禦幸者二十五所”。同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詔曰：“乃者徙泰畤、後士於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徭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建始三年三月，“罷六廄、技巧官”。同年秋，“罷太子博望苑，以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廄馬”。漢成帝時期，丞相薛宣在辦理邛成太後喪事過程中，因此時間倉促，向老百姓增加賦稅，後來遭到嚴厲查辦。“會邛成太後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禦史，遂冊免宣”。
縱觀漢元帝、漢成帝之政，雖亦有前後不一之病，然而其利民之舉，大多從自身做起，從簡省禦用享受入手，與漢武帝、漢宣帝相比，確實更為篤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