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蕭望之
蕭望之，東海蘭陵人。師從同縣後倉近十年，治《齊詩》。又師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頗受京師諸儒稱述。
霍光專權時期，蕭望之因為冒犯大將軍，遭到壓抑。史載：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
不過這個時候，蕭望之得到魏相賞識。“禦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蕭望之真正得到重用是在霍光死後。在漢宣帝鏟除霍氏家族的過程中，蕭望之與魏相同心同德，建立功勞。史載：
時，大將軍光薨，子禹複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閑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禦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裏，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浸益任用。
蕭望之在左馮翊任上，基於義利之辯的立場，與張敞就西部八郡入穀贖罪的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反對入穀以贖罪。在大鴻臚任上，蕭望之就烏孫元貴靡尚公主一事與朝臣展開爭議，主張“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裏結婚，非長策也”。漢宣帝神爵三年，蕭望之代丙吉為禦史大夫。漢宣帝五鳳年間，蕭望之反對漢廷乘匈奴內亂之際，“舉兵滅之”。這個建議得到采納，“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於定其國”。蕭望之在禦史大夫任上，反對漢宣帝非常傾向的常平倉政策；自行不謹；又冒犯丞相丙吉；最終惹怒漢宣帝，遭到貶退。史載：
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天子由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奏：“……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係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於茲穢，朕不忍致君於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愆，靡有後言。”
蕭望之貶退以後，“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漢宣帝臨死，又引蕭望之入禁中，囑以後事，委以重任。史載：
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
漢元帝即位，蕭望之、周堪以師傅之恩得到重用，“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製，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不過這個時候，蕭望之諸人與宦官、外戚等勢力形成巨大對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製，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最後，蕭望之在這種對抗中，喪失性命。班固對蕭望之的遭遇頗感遺憾，對其才學、能力有很高的評價。“蕭望之曆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宋代王應麟卻認為蕭望之作為社稷之臣，不懂得見機，不懂得時勢，確為遺憾。其言曰：
（蕭）望之剛似處父，免禦史大夫為太子傅，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太子名為好儒，而絲竹鼓鼙之好，已蕩其心，未嚐聞大道至論，以變其氣質，柔不能強，愚不能明也。望之有愧於疏廣之見幾矣。作其即位，無能改於其德，未知臧否，未別忠邪，而遽白罷中書宦官，謀疎機淺，以蹈處父之禍。
與王應麟不同，清代王夫之對蕭望之為人卻極有貶評，人品、能力、學識皆有重大欠缺。王夫之認為其遭石顯陷害，實為罪有應得。在王氏看來，蕭望之看似君子，而實質上是一個庸鄙之徒，表裏不符，遠不是社稷之臣。其言曰：
蕭望之之不終也，宜哉！宣帝欲任之為宰相，而試以吏事，出為左馮翊，遂憤然謝病，帝使金安上諭其意，乃就。望之而有恥之心也，聞安上之諭，可媿死矣。世之衰也，名為君子者，外矜廉潔而內貪榮寵，位高則就之，位下則辭之。夫爵祿者，天之秩而人君製之者也。恃其經術奏議之長，擇尊榮以為己所固得；充此誌也，臨大節而不以死易生、不以賤易貴、以衛社稷也，能乎？處己卑而高視祿位，攬非所得以為己據，誠患失之鄙夫，則亦何所不可哉！其或以伉直見也，徒畏名義以氣矜自雄耳，非心所固恥而不為者也。人主輕之，小人持之，而終不免於禍，不亦宜乎！
王夫之認為蕭望之在能力上也有重大欠缺，並不適合擔當重任。在王氏看來，蕭望之喜歡標新立異，屬於華而不實之人，難以應對複雜的內政、外交事務。漢宣帝重用蕭望之根本就是一個錯誤。其言曰：
夫望之者，固所謂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望之於宣帝之世，建議屢矣，要皆非人之是，是人之非，矯以與人立異，得非其果得，失非其固失也。匈奴內潰，群臣議滅之，望之則曰：“不當乘亂而幸災。”呼韓邪入朝，丞相禦史欲位之王侯之下，望之則曰：“待以不臣，謙亨之福。”韓延壽良吏也，忌其名而訐其小過以陷之死。丙吉賢相也，則倨慢無禮而以老侮之。且不但已也，出補平原太守，則自陳而請留；試之左馮翊，則謝病而不赴。跡其所為，蓋攬權自居，翹人過以必伸，激水火於廷，而怙位以自尊者也。若此者，其懷祿不舍之情，早為小人之所挾持；而拂眾矯名，抑為君子所不信。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見善若驚，見不善如讎，君子猶謂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況其所謂善者不必善，所謂不善者非不善乎！
王夫之不但質疑蕭望之的人品、能力，甚至連其經學造詣也遭到批評。王氏認為蕭望之說《春秋》也有誤。其言曰：
蕭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故春秋大士匄之不伐喪。”遂欲輔匈奴之微弱，救其災患，使貴中國之仁義，亦奚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誼足以動諸侯，非可以動夷狄者也。梁武拯侯景於窮歸，而死於台城；宋徽結女直於初起，而囚於五國。輔其弱而強之，強而弗可製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複搖也。漢之於匈奴，豈晉之於齊，均為婚姻盟會之友邦哉？望之之說《春秋》也，失之矣。
王夫之由否定蕭望之品格、能力到否定其儒術造詣，有嫌過激。嚴格地講，雖然作為一個政治家，蕭望之持身、為政皆有可訾；但是作為一個儒生，他在儒家思想學術上的造詣卻不容置疑。蕭望之的學術造詣在時人稱揚、學術傳承等方麵皆有證據，不必懷疑。真正的問題在於蕭望之的學術與為人為政之間，出現了斷裂，並不能保持一致。學術與為人之間，之所以出現此種分裂，原因是多方麵的，並不能完全歸到儒生為人品行一端。可以說，漢廷的政壇如同磁場，儒生、百官皆受其定向影響；漢廷政壇如同染缸，儒生、百官難免沾染顏色；漢廷政壇如同泥淖，儒生、官吏難免沾汙。所以，如果我們看到儒術造詣深明的儒生進入漢廷政壇之後，出現徇私、墮落、結黨、殘酷的行為，千萬不要感到奇怪。在一個激烈、狹窄的鬥爭空間，無論對立的雙方來自何種學術背景，皆不免遵循鬥爭本身的準則，拚死獲勝，拚力爭先。
宋代王應麟曾經認為石顯以結黨之名陷害蕭望之諸人，用心險惡，貽毒無窮。“望之、堪、更生同心輔政，恭、顯誣為朋黨，係之免之，視如草芥。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自古小人之害君子，未聞加以朋黨之名也，為此說自恭、顯始。善類盡去，人主孤立，一言喪邦，千載流禍。自漢迄唐，空其國無君子，淪胥以亡，朋黨之說實啟之”。不過，細考蕭望之諸人所作所為，確實難免結黨之譏。
蕭望之在元帝即位之後權重一時，廣舉士人，以致外戚史高深有嫉恨。周堪是元帝的少傅，深受元帝敬重。這兩個人在得到元帝尊重的情況下，薦達劉向為宗正，並且領銜給事中，控製言路通道。“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蕭望之和周堪舉薦劉向是它們關係一個方麵，他們關係的另個一方麵則是劉向也一直在稱舉和褒揚蕭望之和周堪。“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複進，以為且複見毀讒，必曰嚐有過之臣不宜複用，是大不然……”。這是劉向剛剛從監獄出來，通過上變事為蕭望之重新進用掃除障礙，鋪平道路。蕭望之死後，周堪重新得到重用，劉向在這個時候又上封事，一方麵希望自己可以得到朝廷再次引用，另一方麵也是為了聲援周堪，不使他在朝廷顯得孤立弱小。
石顯、弘恭等人本來就已經存在比周勾結的關係，看到劉向的上封事後，更加緊密地與史許等外戚進行勾結，加固他們之間已有的比周的關係。“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蕭望之、周堪和劉向等人結黨就發生這樣一個背景之下。作為他們的敵人，石顯和弘恭對蕭、周、劉三人之間的關係有過這樣的斷語：“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在石顯和弘恭看來，蕭望之三人的關係以專權為目的、以互相稱舉吹捧為主要手段、以拆散親戚關係為主要後果。這就是結黨關係。當然在攻擊蕭望之、周堪、劉向三人的時候，石顯和弘恭並沒有提到自己與外戚許史兩姓的勾結。蕭望之三人之間的關係，當時的朝臣也有類似的斷語。史載：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果服，遂逮更生係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複蒙恩征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
這裏雖然沒有明確用到“朋黨”一詞，但是對蕭望之三人之間關係的定性卻與石顯、弘恭保持一致。目的是專權；手段是排擠異己；後果是拆散親族；性質是不忠和不道。事實上，蕭望之三人最終敗於傾險之士鄭朋等人，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他們的關係可以定性為結黨。鄭朋首先投靠了蕭望之、周堪這一派。他所以能夠進入蕭望之的圈子，是因為他有利於削弱或消滅宦官和外戚的勢力。“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從中可見，蕭望之等人的關係以打擊、排擠宦官與外戚為目的，甚至不考慮與之聯合者是否為善類。隻要能夠有助於鏟除或者削弱兩大勢力，就可以進入他們的圈子。這種關係的性質很明顯是以同異人我而不是以是非正邪作為標準，是以利害而不是以忠奸為標準。這種關係正是結黨。群臣結黨，對於政權擁有者而言曆來皆為禍首。因此，這種關係的存在，使得石顯、弘恭和許延壽、史高等人有一個非常正當的理由，進行打擊和報複。清代王夫之對此有非常恰當的評議。其言曰：
朋黨之興，始於元帝之世，流風所染，千載不息，士得虛名獲實禍，而國受其敗，可哀也夫！……今蕭、周二子者，奉遺詔，秉國政，輔柔弱之主，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嚐知之。使二子果以抑群小、清政本為遠圖，身任之，以死繼之，其孰敢不震疊焉？乃其所為有異是者，鄭朋欲附之，望之受之，周堪聽之，華龍聞其風而欲附焉。……而楊興、諸葛豐之徒，皆仰望而欲攀倚。以此思之，則此數子者，必縣朝廷之祿位以引躁進喜事之人，而望其援，訟其直以擊恭、顯。身為大臣，國是不決，乃借資於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禍。嗚呼！四子者，果捐軀以報上，獨立不懼，而奚以此聞聲附和之宵人為哉？縣汲引以誘人，利則從，害則叛，固其常也。……故朋黨之興，必有敗類以相附，而貽小人之口實。使為君子者，遠爵賞之權，泯交遊之跡，不歆便佞之推戴，不假新進以攻排，無瑕可求，孤立自任，則敗類惡得而乘之？狄仁傑且以製諸武之凶，李沆終不受梅詢、曾致堯之惑，大臣之道，當如此矣。四子而能然也，元帝雖孱，恭、顯雖橫，亦孰與相激，而令宣帝之業隳於一朝乎？申屠嘉之困鄧通，困之而已；韓魏公之逐內豎，逐之而已；何所藉於群不逞而為之羽翼？
王夫之認為，蕭望之諸人本來可以正道消奸，不留瑕疵。然而，智不出於此，卻招攬勾結奸偽之徒，一意鏟除異己。雖然用心尚有可取，然行跡卻不免乎結黨。站在蕭望之諸人的立場，他們在從事忠義的行為，但是站在石顯、弘恭與朝臣的立場，已經構成結黨，甚至站在漢元帝的立場，這種行為也是有害無益的。
可見，元帝時期，圍繞帝王形成了兩大權力集團：外戚與宦官、儒生與宗室。這兩個權力集團為了爭奪權力，維持威勢，彼此之間不斷進行著鬥爭。外戚史氏、許氏和宦官集團進行勾結，儒生官吏為了對抗外戚和宦官的勢力，積極與劉姓宗室聯合。外戚與宦官方麵以史高、許延壽和石顯、弘恭為代表，而儒生宗室方麵則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等人為代表。蕭望之和周堪是漢元帝在儒學上的老師；劉向是宗室，也是享有盛譽的儒生，精通《春秋榖梁傳》。這三個人在元帝時期都受到重用，較為貴幸，而且他們彼此之間有著緊密的聯係，互相稱引，實際上已經構成結黨。
二、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琊人也。漢宣帝時，“以明經潔行著聞”，征為博士。官至河南令，但是因為“職事”，遭到督責，去官。貢禹真正得到重用，是在漢元帝即位以後，“元帝初即位，征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此後，貢禹又遷為光祿大夫，最後官至禦史大夫。
貢禹與王吉齊名相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但是二人仕途經曆卻截然相反。王吉是先順遂後困蹇，貢禹卻是先困頓後順暢。王吉在霍光掌政時期，非常幸運，得到任用，到了漢宣帝時期反而被視為迂腐；貢禹在宣帝時期非常不順，遭到譴讓，到了漢元帝時期，卻受到高度尊重。貢禹受到尊重，主要因為漢元帝好儒，而貢禹又是醇儒，恰好遇合。不過，據《漢書·佞幸傳》記載，貢禹得到尊貴，尚有權力鬥爭和陰謀的因素。“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己，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琊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曆位九卿，至禦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妒譖望之矣”。
縱觀貢禹言政事，其要有六端。其一，節儉守製，調和陰陽。貢禹認為古代社會所以“家給人足，頌聲並作”，主要在於節儉守製，在宮女、廄馬、雕飾、輿服、苑囿方麵皆不失常度，所以百姓負擔較輕，易致富足與和諧。“古者宮室有製，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裏，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它賦斂徭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裏之內自給，千裏之外各置貢職而已”。貢禹認為，即便漢代社會，漢初的三位皇帝尚能節儉守製，此後卻一發不可收拾，奢侈僭越之風不可阻止。“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仿效，衣服履褲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潮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貢禹認為漢元帝初期，承前代餘弊，用度侈張，極為淫奢。“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嚐從之東宮，見賜懷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甚怒至，乃日步作之”。貢禹認為，上天立王，欲使其為民父母，而不是縱使其溺於淫樂。所以，貢禹認為漢元帝應該“少放古以自節”，不能繼續違背天意，盡到自己的本分，以求上天的眷顧。“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禦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複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貢禹的這個諫議得到漢元帝采納，“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仆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其二，改革苛政，寬緩口賦。貢禹認為漢武帝口賦之製極為苛慘，不可繼續施行。“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貢禹此條建議，也被采納，“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其三，改革幣製，務本惜農。貢禹認為，自漢武帝造五銖錢以來，錢重糧輕，末業勝於本作；國家雇傭人力攻山取銅，禁止私鑄，既耗費人力，又導致刑罰嚴重；可謂弊政。其言曰：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稿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
針對種種弊端，貢禹提出複古的主張，用布帛糧穀作為貨幣，“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複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複古道便”。如前文所論述，漢武帝時期民生艱難出於多種原因，並不能全部歸結到幣製上麵。客觀地講，與其他經濟政策相比，漢武帝改革幣製尚不屬於聚斂之犖犖大端。錢幣多有實物所不能替代的優勢，貢禹在這個時候還提出這種複古的建議，很明顯不合時宜。因此，貢禹的這個建議並未被漢廷采納。“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
其四，裁減侍衛，寬解徭役。貢禹認為，有些宮殿可以減少侍衛和奴婢。“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徭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巨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貢禹此議，意義重大。首先，它減少了領取俸祿的人口，使得漢廷的財政壓力得到緩解。這些裁減下來的人，作為庶人，可以增加交納賦稅的人口；如果替代戍卒，則可以減輕百姓徭役的負擔；一舉兩得，收效多重。貢禹的這條建議也被漢元帝采納，“罷上林宮館希幸禦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
其五，打壓官商，禁止兼利。“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其六，廢除贖罪，改良風俗。貢禹認為，漢武帝出於聚斂目的而興贖罪之製，對社會風俗造成極大危害。因此，他建議漢元帝應該廢除此製。“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司馬光曾經認為，貢禹所言皆非當時要務，違背先難後易的原則，有嫌見識淺薄，不知輕重，或者避重就輕，掩蓋危患。“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遊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誌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足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宋代王應麟在司馬光評議的基礎上，對貢禹接受宦官石顯薦舉極有譏刺，以為貢禹實為患得患失之小人，不可能指望他能針砭時弊，改良元帝之政。“司馬公譏貢禹不能責難補短，禹也患失之鄙夫也。石顯既殺望之，恐學士姍已，乃致意於禹，深自結納。自九卿至禦史大夫，顯之薦也，主瘠環為無義無命，使刑臣禮於士臧堅羞之，禹比之匪人，名節掃地，饕榮一時，遺臭千載，尚何望其責難哉？”錢時也對貢禹受石顯薦舉之事，耿耿於懷，極有批判。“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乎？自古小人竊位，盜權自知，清議所不容，而附會君子為文飾之具者多矣。唯安於義命，不昏於利欲，是以進退裕如，不降誌辱身，染汙非類焉。貢禹首以明經召用，而竟墮石顯之手，名曰禮之而實奴之，何望其能正君定國也？寵辱之境，君子審哉！”
比較而言，清代王夫之對貢禹的評議更為恰當，更加符合孔子“不以人廢言”之精神。王夫之認為，世人因為同情蕭望之，故而嫌惡宦官石顯；因為厭惡石顯，故而連帶嫌惡貢禹。其實貢禹與匡衡皆為醇儒，所言極為端正，非公孫弘等人所可比擬。其言曰：
貢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蓋亦鮮矣。禹曰：“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自娛樂而已。”……讀其文，繹其義，想見其學，非公孫弘、兒寬之剿舊聞而無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韋玄成、薛廣德之擇焉而不精者所可與匹儔也。論者謂元帝柔而少斷，禹與衡不以為言，而但就帝之長，孜孜以恭謹節儉相獎，為禹、衡之罪，過矣。……論者徒見蕭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禹、衡。乃石顯之奸惡不及於天下，而海內晏安，則儒者雍容涵養之功，亦豈可誣哉？
三、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匡衡之學長於齊詩。諸儒稱譽其詩學造詣，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漢宣帝時期，匡衡名譽很好，“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蕭望之也極力推薦，但是漢宣帝“不甚用儒”，故而停留在平原文學一職。匡衡真正得到重用，是在漢元帝即位以後。
與貢禹的情況有些相似，雖然漢元帝欣賞其經學造詣是根本原因，但是匡衡取得要職的直接原因卻來自學術之外。史載：
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
匡衡在博士位上，有一個奏疏集中談移風易俗的問題。首先，匡衡希望漢元帝認識到風俗問題非常重要。如果不能改良風俗，恩情淡薄、貪鄙成風、爭名奪利、廉恥蕩然，那麼即便每年大赦天下，仍然不能帶來刑措之盛世。“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製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逾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其次，匡衡希望漢元帝知道，移風易俗關鍵在於居上位者躬行禮義，以身作則；其方向往往是由官而民，由高而下，由內而外，由朝廷而四野。因此，（1）朝廷是根本，朝廷所為，四方風從。“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2）官吏是關鍵，官清則民順，官濁則民逆。“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3）在上位者引導極為重要，上有所好，下必從之。“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4）舉賢、崇禮、敬德是保障，“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最後，匡衡希望漢元帝再接再厲，在躬行節儉的基礎上，用心表彰德行，任用溫良，退黜刻薄，崇仁興讓，改良風俗，以感動上天，獲得陰陽之和，消除災害。“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官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官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製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鹹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漢元帝對匡衡關於移風易俗的奏疏，比較滿意，“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在太子少傅任上，匡衡針對漢元帝為政的主要弊端，曾有上疏。概括其意，分為三點。
（1）繼體守成，慎改先王之政。史載，漢元帝喜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匡衡對此頗有異議。“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後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製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複複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製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宋代錢時認為，匡衡的這個建議雖然頗有道理，亦非知本之論。“變亂先王之政刑，此自古以為戒也。然秦漢而下，法製出於己私，真有害民蠧國如鹽鐵、均輸、榷酤、緡錢之類，不一而足，豈可例謂不當改乎？但元帝以儒取士，而言事者不能以儒學格其非心，輔成德性，徒紛然變更，媚上取容，是則可罪耳。周公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人無或胥譸張為幻。匡衡之言，亦未為知本之論也”。錢氏之言在理，不過匡衡的這個建議卻極有針對性。漢元帝時期政製反複非常嚴重，鹽鐵專營製度廢而複興，廟製反複無常，皆是明證。匡衡並不認為漢宣帝之政完美無瑕，但是他認為作為繼體之君，輕改前朝政製確有重大弊端。漢宣帝不能創立善政，自有過錯，但是製度一經確立，破除尤當謹慎。趙武靈王變改服製之前，貴族官員阻力重重；商鞅變法之前，秦廷關於守成與變法產生激烈討論；漢武帝改變前朝和親製度，決定武力征討，王恢與韓安國反複論辯；都說明改革製度是需要非常謹慎的事情。這是因為製度確立以後，作為既成現實，本身有一種慣性。要改革這種製度，首先要用很大力氣阻止慣性，破除舊製本身需要耗費資源；其次策劃新建一個製度，需要耗費資源；其次推行新製，又要耗費資源；最後維護新製，去除摩擦，還要耗費資源。在很多時候，革除舊製，不如因循、修繕、改良舊製。匡衡的這個建議極有識見與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