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無疑是百年言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是第一份中國人自辦的中文日報，卻是第一份中國人自辦成功的中文報紙。在它之前，1873年，艾小梅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發行量很少，沒多久即停刊了，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與《循環日報》差不多同時，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在上海創辦《彙報》，因為怕以言罹禍，創刊之初即以英國人為主筆。
而《循環日報》一出世就以“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相標榜，真正邁出了中國人自辦報紙的第一步。特別是王韜每天發表的那些評論開創了“文人論政”的先河，對中國言論史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在他之前，中國文人固然就有清議的傳統，但隻有到了19世紀70年代，在文明轉型之際，他才給這一傳統注入了新的生命，並賦予其新的形式。借助報紙這一新的載體，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表達對時事世局的看法，發出批評社會、幹預社會的呼聲，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化，也在本質上有別於以往的清議傳統，這是近代與古代的區別。正是從王韜開始，一種新型的不以做官為目的、同時承擔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誕生了。這一年，王韜46歲，正當人生的盛年。
在自己辦報之前，王韜與西方文明有過長期的接觸。他弱冠之年就在英國傳教士主辦的上海墨海書館任職，從1849年到1862年的13年間，他協助編輯、校訂西方書籍，參與了上海早期中文雜誌《六合叢談》的編輯工作。因為向太平天國上書，王韜成了清王朝的通緝犯，被迫流亡香港。從1862年到1874年又是漫長的12年，在英華書院翻譯中國古籍的同時，他對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其間，他曾遊曆歐洲兩年，還到過日本，眼界大開，尤其對報紙在英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直接的感性認識。在香港，他參與編輯過《近事編錄》，也曾為《中外新聞七日報》撰稿。這一切都為他創辦《循環日報》準備了條件。
王韜辦《循環日報》處處以英國《泰晤士日報》為楷模，“立論一秉公平，居心務期誠正”是他始終如一的追求，目的就是要形成公正的輿論，代表民心之所向。《循環日報》的一大特色即是評論多。在他執筆政的十年間，至少發表了近千篇評論，經常被《申報》等同時代的報紙所轉載。透過他溫熱的文字，我們不難發現，其中既有中國傳統文人遠追三代、以古衡今的理想主義情懷，也有類似歐洲近代報紙那樣批評時政的鋒芒。他主張學習西方，關注國際時局的變化，毫無遮掩地提出了“變法自強”的要求，這些都對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孫中山等產生了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不得不承認王韜開創了一個時代。他生在一個內憂外患的亂世，也是千年未有的轉型易代之際，他沒有什麼顯赫的功名，僅僅憑著一支筆，以其言論和辦報實踐樹立起了一種新的人生模式。
[記事]
9月5日，美國傳教士林樂知主編的宗教雜誌《教會新報》（1868年在上海創辦，初名《中國教會新報》）從301期起改名為《萬國公報》，英文名為Chinese Globe Magazine，即“環球雜誌”。
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