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中學生》雜誌向魯迅提問，“假如先生麵前站著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將對他說些什麼？“假如先生竟以‘麵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這是魯迅的回答，也是無數知識分子的選擇。
天津《益世報》主辦人劉豁軒在給羅隆基的聘約裏主動提出，在不危及報紙的生命和不反對天主教教義的前提下，他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實際上將報紙的言論全權交給了他。1月12日，羅隆基在《益世報》發表第一篇社論《一國三公的僵政局》，就戳穿了國民黨“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謊言。從《可以戰矣》、《剿共勝利不算光榮》到《攘外即可安內》等，他的社評鋒芒所向披靡。國民黨天津黨部多次要求將他解聘，《益世報》都不理睬。
4月，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湖風書店、開明書店、《生活》周刊社等49家出版單位，聯名向國民黨第四屆第一次代表大會提交請願書，要求廢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細則》。請願書指出：“近年以來，事實上則鉗製束縛，視昔加嚴。中央及各地黨政軍機關，往往派遣員役，檢查郵寄、搜索書肆；輕則扣押處罰，重則拘禁封閉……立法上又有《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細則》之頒布，條文繁碎，奉行維艱。例如《出版法施行細則》規定書籍出版之前，應將稿本呈送內政部申請許可，否則概行扣押或處罰。查內政部從前辦理之著作權注冊及新聞雜誌登記，尚多一年半載延不頒發……直等廢紙。至如研討日新月異之科學，論述朝夕變幻之世界大勢者，悉成明日黃花，更無待論。且凡稍涉政治之書，除呈送內政部外，更需呈奉中央黨部審核，勢必更多延時日；甚至甲許乙駁，終至妨礙出版。其他苛細之條，煩酷之罰，殆難縷數。此法一行，將使著作出版之人，無一書可以應時出版，無一日不可陷於刑辟。……此項束縛出版自由，阻遏文化事業之法令，應請毅然廢除，以慰民眾之望，而保出版自由。”
5月，胡適、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等八九位知識分子在北平創辦了《獨立評論》周刊。這是一批留學歐美歸來、在各自專業領域享有盛譽的知識分子辦的同人刊物，經費由他們自助，所有作者都不拿一分稿費。他們在創刊號發表的《引言》中提出“獨立的精神”，也就是“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他們之間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也並不一致，甚至有著激烈的爭論，比如胡適和丁文江等就民主與獨裁問題有過長達一年多的爭論，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友誼，也不違反他們“互相戒約的‘負責任’的”根本態度。
《獨立評論》以政論為主，無非是“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他們不依傍朝廷，不依傍其他任何政治黨派，更不為社會流俗的成見所迷惑，堅持獨立發言，“說平實的話”，這是《獨立評論》的特色所在。胡適稱這是“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他們發表文章時幾乎都不用筆名，體現了胡適一貫倡導的簽名負責的精神。
從6月30日起，《申報》連續發表三篇《論剿匪與造匪》時評，直言不諱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7月3日，《申報》發表《中大學潮評論》時評，披露教育部長、原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挪用水災捐款醜聞和中央大學學潮真相，蔣介石龍顏震怒。從7月16日到8月21日，《申報》被“禁止郵遞”達35天。
禁郵成為蔣介石對付上海租界報刊的慣用伎倆，繼《申報》之後，這年8月，國民黨當局又以“言論反動，毀謗黨國”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郵寄。《生活》的發行量超過15萬份，創下了當時中國期刊發行的最高紀錄。鄒韜奮在《我們最近的思想和態度》文中表明《生活》周刊並無任何背景，“就民眾的立場，對政府，對社會，都以其客觀的無所偏私的態度，作誠懇的批評或建議；論事論人，一以正義為依歸；正義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
12月29日，史量才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發言時，曾憤怒抗議“不經過法律手續而采取這種卑劣手段來限製報紙在外地的發行”，認為“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為，決不能容忍”！
9月4日，北平新聞記者公會致函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希望尊重約法賦予新聞界的言論自由，不得隨意幹涉。
9月24日，北平《導報》、《益世報》因刊出第29軍駐北平辦公處處長秦德純騙婚的新聞，秦指使武裝士兵闖入《導報》，毆打並試圖綁架三名編輯，到《益世報》捕人也未果。9月26日，北平市新聞記者公會通電國民黨中央和南京政府，呼籲保障言論自由和人權。同時通電全國各界請求聲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