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俄明故事》（安妮·普魯原著，人文社2006年版），劉文飛主持編譯的《普裏什文文集》（五卷本，長江文藝2005年版），江寧康翻譯的《西方正典》（哈羅德·布魯姆原著，譯林社2005年版），馬文韜翻譯的《傅立特詩選》（人文社2004年版），張子清翻譯的《生日信劄》（特德·休斯原著，譯林社2001年版），金隄翻譯《尤利西斯》（喬伊斯原著，人文社1996年出齊）……這些毫不遜色於前輩大家的、填補空白性的重譯和首譯，就這麼湮沒在每一屆“寧缺毋濫”的操守中了，更不要提林少華翻譯、上海譯文社推出的三部村上春樹力作《東京奇譚集》（2006年）、《海邊的卡夫卡》（2003年）、《神的孩子全跳舞》（2002年），以及楊自伍先生那套耗力達數十年的偉大譯著——《近代文學批評史》（雷納·韋勒克原著，上海譯文2009年推出全套修訂版）！
對譯作的評選如此，而對那些本土重要的原創型作家的“遺漏”又當如何？我瀏覽了一下五屆小說獲獎者的名單，在裏麵沒有找到莫言、張承誌、馬原、餘華、王朔、王小波這六位對當代小說和散文文體建設有過貢獻的名字；同樣，在詩集的獲獎者名單裏，也隻有西川和於堅兩位，算是朦朧詩後詩壇上雖有爭議，卻還能得到業內公認的一流作者……魯獎評委們在當代文學各類文體的發展與建設上，要彌補的功課實在是太多了。而這對於那些原本就有自己日常工作、每屆隻是以兼職身份與精力投入評選工作的各級評委來講，恐怕又有點勉為其難了。
關於某些跑獎和暗箱操作的傳聞，我注意到質疑者和評獎方的回應，都把焦點圍繞在是否有“賣獎”一事及其舉證上。其實別說一個魯獎，全世界任何一個活動，一旦涉及暗箱操作和金援，恐怕都是沒有發票和收據供人查證的——除非像足球打黑那樣，直接越過“行規”，司法介入。隻要司法沒有介入，關於是否存在暗箱和金援的爭執，就隻不過是一場無結果的口頭熱鬧。但口頭熱鬧，以及引發它們的那些傳言與猜測，真的就與真相，乃至可能存在的評獎潛規則毫無關係嗎？恐怕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會得出他們各自需要的結論。
文學獎的評獎，想徹底告別爭議，一般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這裏涉及到了一個獎設立的初衷（許多議論者往往會忽視這一點）、評獎者個人的審美傾向、評獎過程中的人性因素，以及突發性元素。不止是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這樣的內地華語獎項，即便是諾貝爾文學獎、法國龔古爾獎，也都有著各自的負麵性爭議。比如諾獎經常受製於評委們幼稚的政治立場、近乎文學清教徒式的道德性挑剔，而出現讓人瞠目的選擇；龔古爾文學獎前幾年因為評委們背後所牽扯的幾大出版社利益，也爆出過暗箱操作的傳聞。但它們所浮現的這些爭議，基本又是在獎項的運作與有關回避原則向外界公布的前提下存在的。這一點，恐怕又是魯獎這樣的內地文學獎最不完善的地方。一個辦了十幾年的、十幾億人口大國的最高級別文學獎，連個官方網站都沒有，實在有一點寒磣和說不過去，也給外界陡生出許多猜想的空間。
魯獎在評選中所多次出現，且被人詬病的評委得獎一事，在國外的這些重要文學獎評選中極少出現。像諾貝爾文學獎，曾先後頒給過瑞典本國的文豪拉格洛芙（1909）、黑登斯塔姆（1916）、詩人卡爾費爾特（1931）、文豪拉格奎斯特（1951）、小說家庸鬆和詩人馬丁鬆（1974，並列獲獎）。後四位雖然都是瑞典文學院成員——可他們中除了卡爾費爾特，另外三人並不是諾獎評委（瑞典文學院和諾獎評委會雖有淵源，但並不是同一個“單位”），而卡爾費爾特的得獎，是死後追授的——卡氏生前作品享有巨大聲譽，多次獲得外界提名，他本人卻因為自己是諾獎評委，出於避嫌，數次謝絕了該獎。諾獎評委會隻好等到他因病退休，再頒獎給他。可卡老師退休後很快就去世了，評委會感於他生前的高風亮節，破例追授給了他。即便這樣，還是遭到了當時媒體的質疑。卡爾費爾特生前的做法，很值得魯獎的評委們認真學習和領會。
前麵說過，文學獎的評選，本來就易起爭議。但怎樣把爭議的可能性限定在最小的範圍內，怎樣不讓它們被蹈入負麵性讀解，同時不斷用具體的結果來提高獎項的公信力，這就是對操盤者能力與智慧的重大考驗。這也是包括“魯迅文學獎”在內的內地重量級文學、文藝評獎，需要從美學到規則、從機製到運作等各個角度，進行深刻反省和總結的。一個獎吸引眼球固然重要，靠樹立正麵影響而非負麵影響去吸引人們的關注，更加重要。畢竟，國營性獎項動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它屬於社會性資源，所以公器不能私用。評委們用好、用對每一分錢，才算對得起設立獎項的初衷，才能稍稍無愧於“魯迅”這個名字，以及他所身體力行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精神。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