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拂集》收林語堂1924年至1926年在《語絲》雜誌上發表的散文共二十七篇，序文一篇，多屬政論性、社會批判及思想批判性雜文。惟《論英文讀音》一篇是純知識性雜文，《譯尼采〈走過去〉》為翻譯作品。
林語堂寫作《剪拂集》的時期，受到了歐美文化的個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影響，向往資產階級自由政治，因此針砭軍閥及其幫凶現代評論派是其中的重要內容。著名的《祝土匪》一文即是針對現代評論派指責進步師生為“匪”而作，文中正言宣布“我們情願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也不作專製暴君的俳優；時代需要土匪，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文妓說》指軍閥之禦用文人為“文妓”。《論語絲的文體》筆鋒更為老辣：“我們每每看見這種人及這種報的自號中和，實益以見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蟊賊的尊號，處處與‘耗子，鱷魚’同列而已。”進而更痛斥“正人君子”的行徑是“野雞生涯”，“與蘇揚妓女的倚門賣笑伎倆無異”。
探索國民性，提倡“精神複興”是林語堂《剪拂集》中雜文的另一個基本命題。他提出“精神複興”是最為迫切的工作，推崇法國大革命，企圖用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那種積極進取精神來克服民族的卑瑣、懶惰等劣根性，以達到救國的目的。林語堂的這些立論是二十年代西風東漸中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命運走向積極探索的產物，當然不無偏頗之處，但“思想革命”、“精神複興”的主張在當時封建政象籠罩、封建癖氣彌漫的中國無疑要比盛行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主張來得深刻。
《剪拂集》還對民眾力量進行熱烈讚頌。對“三·一八”死難烈士表達深切哀婉的悼念。《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寫於慘案發生後的第三天，文辭鬱憤情深，抒發了作者沉痛的心情。與魯迅愛憎交融、力透紙背的《記念劉和珍君》一文同為聲討反動勢力，悼念死難烈士的悲壯挽歌。
這是一篇於淡然中見誠摯的敘事散文，落筆於對死者生前言行縝密細膩的追憶和平實簡潔的描摹。與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相比，雖同為悼念烈士的悲憤挽歌，其情緒和筆調卻頗不相類，各各見出其作者為人為文之不同風格。
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
今日是星期日，稍得閑暇，很想拿起筆來，寫我這三天內心裏的沉痛，但隻不知從何說起。因為三天以來，每日總是昏頭昏腦的，表麵上奔走辦公，少有靜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裏已覺得是經過我有生以來最哀慟的一種經驗；或者一部分是因為我覺得劉楊二女士之死，是在我們最痛恨之敵人手下，是代表我們死的，一部分是因為我暗中已感覺亡國之隱痛，女士為亡國遭難，自秋瑾以來，這回算是第一次，而一部分是因為自我到女師大教書及辦事以來，劉女士是我最熟識而最佩服嘉許的學生之一（楊女士雖比較不深知，也記得見過幾回麵），合此種種理由使我覺得二女士之死不盡像單純的本校的損失，而像是個人的損失。
三月十八日即她死的早晨八時許，我還得了劉女士的電話，以學生自治會名義請我準停課一天，因為她說恐怕開會須十一時才能開成，此後又恐怕還有遊行，下午一時大家趕不回來。我知道愛國運動，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素來最熱烈參加的，並非一班思想茅塞之女界所可比，又此回國民大會，純為對外，絕無危險，自應照準，還告訴她以後凡有請停課事件，請從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員，不知道這就是同她說話的末一次了。到下午二時我因要開會到校，一聞噩耗即刻同許季芾先生到國務院，而進門開棺頭一個已是劉女士之屍身，計前後相距不過三數小時。閉目一想，聲影猶存，早晨她熱心國事的神情猶可湧現吾想象間，但是她已經棄我們而長逝了。
劉女士是全校同學欽愛的領袖，因為她的為人之和順，及對於校事之熱心，是全校同學異口同聲所稱讚的。功課上麵，是很用功，是很想自求進益的一個人，看見她的筆記的人大都可以讚同，而且關於公益事宜尤其是克己耐勞，能幹有為，足稱為中國新女子而無愧。我本知她是很有希望的一個人才，但是還不十分知道底細，到許季芾先生對我詳述，才知道她是十分精幹辦事靈敏的女子。上回女師大被章劉毀殘，所以能堅持抵抗，百折不撓而有今日者，實一大部分是劉女士之功，可稱為全學校革命之領袖。處我們現今昏天黑地，國亡無日，政治社會思想都須根本改造的時期，這種熱心有為，能為女權運動領袖的才幹，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寶貴！
記得有一天很冰冷的晚上，到十時，劉女士才獨自一人提了一個極大的皮箱來我家裏。這是兩月前女師大演劇的第二天，是為還借用的衣服來的。因為到各家去分還，所以跑到這裏來已經時候很晚而十分疲倦了，但是她還是說“不累”，仍舊笑容的談到前夜演劇的情況，個人的劬勞，好像全不在心上。我方明白女師大之所以能有奮鬥到底的成績，是因為有這種人才。（選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剪拂集》記錄了林語堂《語絲》創作時期的激揚風貌。論者通常用“浮躁淩厲”來概括其特征，大致上確能代表那一時期林語堂散文創作鮮明而獨特的個性風格。這個集子與他最為人熟知和稱道的小品文頗不相類，因此，閱讀上也不似小品文之輕鬆親切每有會心。之所以這樣，最重要的原因首在於文章所表達的內容之隔膜。《剪拂集》是針對當時紛擾的社會政治思想狀況所發的激烈議論，都是有當時具體背景的。雖在當時屬切中時弊，每每使得知識青年們情緒激昂，但革命年代所發生的紛紜事件對當前的讀者而言畢竟是遙遠了。而讀這一類文章，若不明了當時複雜斑駁的情勢和背景，當然是難以進入其中，獲得共鳴的。
由表達內容的要求，《剪拂集》文章在藝術風格上也不能追求小品文式的親切和娓娓道來，而必然以暢達甚至犀利為尚。林語堂自己曾說：“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學生的示威巡行一般，披肝瀝膽，慷慨激昂，公開抗議。那時並無什麼技巧和細心。”這樣的文字正符合林語堂當時的心情和狀態：年少氣盛，改造中國的熱望甚切，而理想難就，不免憤激怒恨。《剪拂集》中的文章大多信手信腕，每遇論戰，常出諸反語，莊諧雜陳，冷嘲熱諷而無所顧忌，措詞下筆，不計工拙，往往能一語中的，使論敵無可逃遁而呈醜態，以暢達、直率和辛辣見長。
一般政治性較強的議論性文章容易寫得讓讀者覺得枯燥、乏味，而《剪拂集》中的文章卻並不給人這樣的感覺。這固然首先因為文中充滿恣肆的情感，令人感奮，尤其是隨處可見的對無恥之徒的諷刺更讓人暢快。同樣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林語堂行文見出個性的精彩：對雜文體裁樣式的創新，如配歌詞（《詠名流》）、配漫畫（《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自不必說。在為文的構思布局上，議論文最重要的是邏輯嚴謹，林文恰是重視言之有據、細密。在敘述中議論，並以日常現象雜糅其間，巧妙設喻，使文章形象生動，針砭有力。如《祝土匪》中對所謂“學者”不能堅持真理的譏刺：“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卻家裏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炕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真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裏老婆，而不是真理。”遣詞用語上林語堂更是隨手拈來，無不精警峭拔，含蓄而不失鋒芒，讓人於幽默之中體味到林語堂的睿智——與後期小品文的性靈文字正是一脈相通的。
讀《剪拂集》應先讀序文，從林語堂自己所說的“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隻是一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保存之必要”去體會往昔戰亂時代的槍聲和那個時代年輕人應有的熱切和勇氣。
中國現代文學館大門上有一個巨大的凹雕手印，象征著一隻巨靈之掌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門，這個手掌印就是我國著名文學家巴金先生的，這一殊榮標明了巴金先生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巴金生於1904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出生於四川成都一個豪門大戶，熟悉封建大家庭的生活及其內幕。他學生時代即參加過進步學生運動，1927年赴法國留學，受當時比較激進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成為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大革命低潮期，痛苦矛盾中的巴金轉而以文學創作來宣泄自己的感情。他的小說大多寫舊家庭的崩潰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及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心路曆程，這是有他自己的經曆在其中的。
小說《家》是他《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巴金的代表作。此作出版後深受青年讀者的歡迎，很多人受書中主人公覺慧的影響，勇敢地衝破舊家庭的樊籠，走上革命的道路。建議閱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家》。
一個冬日的傍晚，高覺慧和他的二哥覺民從學校排演完話劇回到家，婢女鳴鳳告訴他們姑太太和琴小姐來了。琴在省立一女師讀書，正與覺民相愛，是個富有反抗性格的新女性，這天她就報考外專的事來征求覺民兄弟倆的意見，受到兄弟倆熱情的鼓勵。
覺新是覺民兄弟的大哥，也是這個大家庭的長房長孫，他深愛著表妹梅，卻又不得不按家庭的意願和瑞玨結婚，並在父親死後擔負起整個家庭的重任。每日被動而無奈地應付著大家庭內部各房之間的勾心鬥角，希企以自己的隱忍換得幾天平靜的日子。五四運動的浪潮和弟弟們的熱烈反應對他不是沒有影響，他心裏是信服這些新的東西的，但行動上他卻有著太多的羈絆和束縛，他仍是高家懦弱而聽話的“大少爺”。他的生命是為別人而存在的。
美麗而溫順的少女鳴鳳心裏悄悄喜歡三少爺覺慧，覺慧也暗戀著她，但是在高公館這樣的地方，她對未來深感迷茫。因為與同學去向督軍請願，覺慧被高公館“最高統治者”——他的祖父高老太爺訓斥了一頓，並不許他出門。
梅出嫁後不久就守寡。這天，為避軍閥混戰，她被迫躲入高公館，不期然地與覺新相遇了，淚眼相對，兩人心中的傷痛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善良的瑞玨知道了他二人的隱情，心裏十分同情梅，她真誠地安慰梅，兩人成為知心的朋友。
覺慧瞞著家人參加《黎明周報》的工作，撰文介紹新文化運動，抨擊不合理的舊製度、舊思想。可是就在他自己的家裏，悲劇照樣在發生——高老太爺決定把鳴鳳送給年近七十歲的孔教會會長馮樂山做小妾。鳴鳳欲找覺慧商量主意，卻苦無機會開口。萬般無奈下，她喊著覺慧的名字投湖自盡了，另一個丫鬟婉兒代替她被逼著上了花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