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精靈 引言 由鹽串起的社會 引言 宏大的工場
由鹽串起的社會鹽場以鹽業生產為中心。人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活動都圍繞井鹽而展開，鹽將人們串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這是一個宏大的工場，有一群富可敵國的鹽商，還有大量辛勞的鹽工，形成了神秘的鹽幫，過著數不清的節日……
場麵壯觀
在缺乏現代機械的年代，從鑿井取鹵到煮鹵為鹽全靠手工完成。一個鹽場就可達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可謂國內最大的手工業工場。
讓我們跟隨美國學者弗吉爾·哈特，去看一看1888年，屬於富榮鹽場的自流井吧。在其撰寫的《自流井考察記》中，他寫道：“許多木質井架隱隱可見，巋然屹立，這不可想象的中國景象，在帝國其他地方也難以見到，此時，我們在全世界能夠再找到一個規模這樣宏大的企業嗎？”“這些工廠就是大工業的顯示，也許在中國沒有第二處”。著名科學家竺可楨於1919年4月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四川省自流井鹽礦》一文中寫道：“遊子初抵此者，聞各處鹽井機械叮當之聲，以為身入歐美工廠矣！此在我國罕見而在內地不啻鳳毛麟角。”林振翰更在其1916年出版的《川鹽紀要》中慨歎道：“自貢兩場毗連，鹽業勞動家不下十餘萬人，牛馬亦數萬匹，誠吾國唯一之大工場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也把自貢鹽場稱作“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最大的手工業工場”。當時的自貢鹽場連鄉帶市，方圓40多裏。到處井架林立，筧管密布，人聲鼎沸，一片繁忙。如，富榮鹽場“四大家族”之一的李四友堂有水（鹵水）火（天然氣）井100餘眼，火圈（天然氣鍋口）800餘口，僅挑鹽水的工人即有1200餘人，推牛1000多頭。清代人李榕在其所撰《自流井》中描述了這一壯觀的景象：“擔水之夫約有萬，其力最強，擔可三百觔。往複運送。鹽船之夫其數倍於擔水之夫，擔鹽之夫又倍之。鹽匠、山匠、灶頭，操此三藝者約有萬，積巨金業鹽者數百家，為金工、為木工、為石工、為雜工者數百家，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數千家，合得三四十萬人。”自貢憑借其精湛的技術和豐富的資源，抓住川鹽濟楚的第一個黃金期，在清鹹同時期，一躍成為全國最大的井鹽產地，其鹽產量保持在3億至4億斤，最高達6億斤。銷售川、滇、黔、湘、鄂等省200州縣，全國每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人食用自流井鹽。自貢被譽為中國的鹽都，被認定為中國19世紀中葉全國最大的手工業工場和最大的資本市場，史稱“富庶甲於蜀中”的“川省精華之地”。
我們再去看看川東（今渝東）的雲安鹽場。雲安鎮雖偏居一隅，也因鹽而有一段令世人羨慕的輝煌。雲安古鎮是重慶東部雲陽縣內的一個小鎮。古鎮方圓不足兩平方公裏，卻因產鹽而聲名遠揚，富甲一方。清順治年間，朝廷放寬政策，鼓勵外籍人來雲安開井煮鹽。“購鹵股者，勝於買田，以責息速且厚也”，鹽利豐厚，炙手可熱。一時間，古鎮人聲鼎沸，商賈雲集，開發熱潮一浪高過一浪。來自江西、湖北、湖南、陝西等地的陶、郭、周、林、陳、袁、蔡、李、江等十姓人先後落戶雲安，其中最有名的是郭維貞、張榮廷、陶癖等。他們有的鑿井置灶，有的購鹵煮鹽，有的經營柴薪燃煤，有的經營食鹽銷售，有的造船買馬總攬運輸……“轆轤喧萬井，煙火雜千家”、“無室不成煙，無民不樵薪”，正是當時雲安鹽廠熱鬧場麵的真實寫照。乾隆三十六年，雲安鹽場鹵井增至137口，鹽灶增至357座，年鹽產量達到6500噸，成為四川省著名鹽場。鹹豐三年，太平軍占領兩淮，淮鹽上溯兩湖受阻，朝廷命令川鹽濟楚，雲安鹽每年增運楚3萬餘包。同治八年，湖北安陸、襄陽、荊州、宜昌、荊門、鄖陽五府一州及湖南澧州行銷川鹽，雲鹽銷岸進一步擴大。“川鹽濟楚”，使雲安古鎮迎來了一次輝煌，全鎮人口達5000餘人，商號近300家，成為當時川內重要的工商業重鎮。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決定第二次“川鹽濟楚”，使古鎮又一次迎來發展機遇，產鹽達2.47萬噸，再創曆史新紀錄。食鹽市場的拉動，大量人口的聚集，使古鎮迅猛發展，並帶動了古鎮糧油、棉布、食品、百貨、屠宰、醫藥、客棧等各行各業。到1946年，有商號近500家，學校4所，人口達25931人。沿湯溪河兩岸的大街小巷，客棧、飯鋪、茶館、雜貨店、剃頭鋪、肉鋪一家緊挨一家，家家生意火紅。客商接踵而至，力夫成群而來，雲安周邊靠食鹽營生的有十數萬人，南來北往，川流不息，人煙騰茂，市場繁榮，恰似一幅鮮活的《清明上河圖》。而此時的雲陽縣城僅10598人。
在其他鹽場，場麵也一樣壯觀。如川北的射洪鹽場，“居民強半以井為業”；犍樂鹽場的樂山，“城人半藉鹽為市，風俗全憑井代耕”。
令人神往
“女娃子，快快長，長大嫁到雲安廠。”這是渝東地區廣為流傳的民謠，說明在渝東地區，雲安鹽場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地方。
鹽場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在人們的眼裏，鹽場是財富積聚的地方，是繁華而時尚的代表，是實現夢想的地方。這裏錢好找，飯好吃，人好玩。
金銀窩。雪白的鹽就如同白花花的銀子，鑿井製鹽獲利頗豐。據記載，第一次川鹽濟楚之時，製鹽成本低廉，而楚岸鹽價奇昂，在湖北售鹽一斤，可以換一斤棉花運回四川。有時售價竟高達一斤銀子一斤鹽之巨。金犍為（犍樂鹽場）、銀富順（富榮鹽場）之說便廣為流傳。由此，鹽場不僅出現了富可敵國的鹽商，還成為政府重要的財稅來源，軍閥的提款機。如屬於富榮鹽場的自貢，在川鹽第一次濟楚獲利形成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顏桂馨堂”四大鹽商家族，每一家的資產幾乎都超過了一百萬兩白銀，相當於今天幾億元人民幣。抗日戰爭時期，自貢鹽稅收入一年可達5000萬元以上，占四川全省鹽稅的80%以上。由此，自貢市在經濟和國防上的地位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高度重視。1940年4月21日，時稱“三夫人”的宋慶齡、宋美齡、宋靄齡蒞臨自貢視察。1943年和1944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全國國民節約獻金總會會長馮玉祥將軍兩次到此發動募捐抗日運動。在短短一個月內（1944年），自貢市民捐款高達1.2億元法幣，不僅創下全國城市捐款數額之最，還創下包括個人捐款數額、人均捐款數額等其他21項全國之最。為此，蔣介石多次傳令對“慷慨捐輸，造成空前紀錄”的鹽商餘述懷、王德謙等予以嘉獎。馮玉祥在其《自貢市頌》中寫道：“巍巍自貢市，天然一寶地。既有好鹵，又是瓦斯氣……獻金救國事，輸將居第一……各地都像你，飛機大炮坦克車，齊齊都能買新的。各地都像你，我們一定打過鴨綠江，還我自由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