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誰此時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詩人何房子訪談錄
劉艾 徐小峰
訪談時間：2012年5月27日
訪談地點：重慶市渝中區解放碑某咖啡廳
受訪者簡介：何房子，本名何誌，本科就讀於重慶大學電機係。後來又懷著繆斯之戀，棄工從文，考入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潛心研究現代詩學，現供職於《重慶晨報》。何房子的詩歌創作開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讀大學期間，90年代中期曾經中斷幾年，90年代末重新提起詩筆。主要代表作品有：《一個人和他的城市》、《哈姆雷特致奧菲利亞》、《下半城》、《汽車到達山岡》、《半山腰的樹》、《打柴人帶木頭回家》、《山穀裏盤旋的雁》、《斜坡上的村莊》、《古佛洞的一夜》等。何房子是重慶詩壇的活躍分子，但忙碌的工作使他沒有時間對自己的詩稿進行整理。人們期待他不負眾望，能擠出時間盡快編輯出版詩集。他是分管《晨報》采編工作的副總編，我們很感謝連晚上都沒有睡覺時間的他，抽出時間接受我們的采訪。
循跡開花之路
何房子於1985年以優異成績考入重慶大學電機係，第一次離開自己的家鄉湖北黃岡。地理的變遷，讓何房子對詩歌有著特殊的情愫。讀大學期間恰逢第三代詩歌和校園詩歌的興盛，重慶又是現代詩歌發展的重要陣地，年少時對詩歌的夢想使得何房子踏上了詩歌之路。
重慶大學在曆史上是一所文理並重的著名綜合大學，50年代院係調整後就成了一所純粹的工科類大學。但是久蓄於校園的人文傳統和濃厚的文化積澱使這所大學裏始終閃爍著詩歌的光芒，重慶大學校園詩歌的蓬勃並不比任何一個文科大學遜色。當時在校園詩人裏已經享有全國知名度的第三代詩人尚仲敏，就是重慶大學81級的學生，詩人李元勝和王琪博分別是79、83級的學生，何房子則是85級的學生。有意思的是，他們都是重慶大學同一棟宿舍樓走出的詩人，且都是來自於電機係。1936年建係的電機係是重慶大學最具學術影響的王牌係，考進這個係是很不容易的。從1979到1985，思想解放的精神譜係幾乎在當年中國的每一個大學裏都培育出了獨特的語言之花，重大亦不例外，有趣的是，重大的詩歌路徑是沿著單數展開的，1979，1981，1983，1985。
80年代的詩歌愛好者可謂是見證了80年代那個中國當代詩歌的高潮，人們對詩歌的熱愛相當熾烈。僅在重慶大學就有11個詩社，基本上每個係都有自己的詩社，每一個詩社都有自己的油印刊物，何房子任重慶大學《藍語》詩社的社長。在重慶大學讀書期間，學校圖書館的文科閱覽室給何房子提供了一個廣闊的閱讀空間和思維天地，在此閱讀了大量的現代詩歌、當代詩歌、西方詩歌，為自己今後的詩歌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重慶大學是校外詩人、校園詩人雲集之地，經常會有外地、外校的詩人到重慶大學交流，借此機會何房子結識了許多第三代詩人，有些人此後還成為了多年的朋友。
重慶大學正門口的茶館就是詩社活動的主要地點，那時一群愛好詩歌的人圍坐在一起，聽著茶館裏說書人的故事，喝著茶水，寫下了自己的青澀的作品。何房子創作的第一首詩《故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的，隻可惜沒有留下詩稿。早期的詩歌作品隨著詩人人生的變化，許多詩作都沒有整理收集，都散落了，可謂是一大遺憾。
對於80年代的詩歌，現在詩歌評論界有著不同的解讀。在何房子眼裏，80年代是一個輝煌的年代，是一個人性複蘇的年代，是一個個性解放的年代，是一個啟蒙的年代，當然也是浪蕩主義盛行的年代。浪蕩主義由法國詩人波德萊爾提出，“浪蕩主義是一個過渡時代的產物”，是在社會還沒有成型的時代的產物，浪蕩主義頹廢的情緒，憂鬱的情懷以及一種病態的宣泄和表達，甚至還有一種偏執的對詩歌技藝的熱愛，都會使得這些物質上非常貧窮的詩人在公眾場合宣稱自己精神上的優越，這是中國曆史上非常特殊的時代。我們知道，後來的商業主義就完全摧毀了這樣一種精神上優越的可能性，但是，至少在那個時代由於有這樣一批浪蕩子，他們身上的一些品質，精神追求上的一種卓爾不群，追求人群中的唯一，追求一種語言行為的即時快感，等等，這些都給我們勾勒出一幅那個時代特殊的圖像。也像波德萊爾所說，“醉是每日必須的”。這裏的“醉”有兩層意思，一種是酒精的醉，另一種是對詩歌的沉醉。在那個時代，個人的天賦得到了完全的展現。現在回過頭看，再經曆了二十年重商主義籠罩之下的社會，80年代的詩人當年不可思議的行為和表達，現在看來充滿了童真和孩子氣。那是一個狂熱的時代，也是幹淨的時代，詩意的年代。
80年代的經曆賜予何房子最寶貴的兩樣財富，一是詩歌寫作的目的是什麼。很多人一輩子寫詩都沒有真正地解決這個問題，或者說是不停地在搖擺。在詩人看來詩歌寫作的目的除了詩歌本身，別無目的，這是詩人自己感受到的，這也是他後來詩歌創作的原則。詩歌帶來了些什麼？它帶來了另外一種幸福，在憂傷的人生之中，能夠開出語言之花，能給詩人一種特別的幸福感，這種詩歌之花的獨創性，對漢語表達的貢獻，正是通過詩人的寫作來完成的，詩歌本身就是目的。這也就是馬拉美所說的，“一個詩人一生的目的就是打造一座語言自身的世界”。這種快樂是秘而不宣的，它是不足與外人道的，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但是這對一個人精神的成長卻是多好的精神養料。第二個啟示是，一個人獨立的思考寫作是多麼的重要，也就是說寫作是私人性的，80年代詩歌此起彼伏的山頭主義，這是在何房子以後創作中所摒棄的。何房子身處第三代詩歌的尾聲，以其特有的參與者和觀察者雙重身份體驗第三代詩歌。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可以體會到個人寫作、思考的價值。80年代的山頭主義和90年代的商業主義這兩個緊挨著的時代，給我們提供了真正觀察時代的兩個角度，提供了一種詩人自我轉型的契機，當代詩歌反思的契機。這種契機就是，在原來喧嘩之後，真正的人生真相是什麼，每個人都是孤島，而寫作是人生最好的慰藉。
何房子大學畢業後分到湖北十堰，可是他的詩心怎麼會甘於這樣的人生呢？工作一年後他又回到了重慶，做起了“無業遊民”。那時在重慶大學還有很多熱愛詩歌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討論詩歌，討論中國往何處去，組織一些文學沙龍，雖然有的時候連吃飯都沒有著落。這是精神上富裕、物質上貧窮的值得懷念的日子。
一年後，思來想去，何房子決定投考詩歌專業的研究生，中國新詩研究所當然成了第一選擇。於是，何房子回到湖北老家，做考前準備。但作為一個工科學生，要考上文科的研究生，其難度可以想見：詩歌創作畢竟與研究生考試不搭界啊。他參看各個版本的文學史，係統地了解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對不同版本文學史的鑽研，讓何房子收益頗多，為之後的學習和工作做了鋪墊與積累。最終他於1992年考取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的研究生，師從當時已經名滿全國的呂進教授，方向是中國現代詩學。學習非常緊張，呂進老師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列書單，讀專著，寫筆記，搞課堂討論，組織第二課堂，研究生生活忙碌且充實。何房子至今還保留著讀研時期的讀書筆記。回想起讀書的日子，不禁感慨呂老師的悉心教誨和治學態度，也當作是詩人自己人生的一種備忘錄。呂老師還記得，何房子在第一個學期暑假從十堰給他寫的信，從這封長長的信裏，感受到何房子對生活的感恩，也感受到這個學生的詩人氣質和良好的文字修養。那個時候，海峽兩岸交流不太多。一次，台灣一家報紙副刊的主編、詩人劉菲先生來信，希望呂進組織一個介紹西南師範大學詩歌的版麵，呂進把這個重任交給了何房子。報紙出來了，整整一版，通欄大標題《西南師範大學詩群》，並配上學校大門的照片，好漂亮！呂進給校長看，並說，這是一個叫何誌的研究生編的，校長很高興。也就是在讀研期間，高密度的理論話語讓何房子的創作一度陷入了迷茫階段，遂中斷了詩歌的創作。對於創作和理論這對矛盾，導師呂進先生則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誡他：詩歌創作和理論密不可分。沒有理論高度，創作就是畫地為牢：沒有創作實踐，理論就隻是學院派枯燥的條條框框。停筆兩年後再度創作的時候，他自己也驚異於他的詩的巨大變化，筆下的詩有了更為深厚的底蘊，具有了敘事和抒情融合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