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從農業化社會邁向工業化社會的進程中，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社會發展對於人力資源的需求越來越為依賴，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越來越顯示出在我國經濟社會全麵發展的關鍵作用。
一、農村勞動力培訓是推進經濟持續增長的需要
隨著人類社會高速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越來越依賴於知識和人力素質，而知識的獲取和人力素質的持續提高，則有賴於提供充分的教育機會。阿馬蒂亞·森曾指出，貧窮並不僅是收入的剝奪，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剝奪，窮人無法行使某些基本的功能，這是一種絕對的剝奪①（①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公平分配，首先是獲取和使用機會的能力培養上的公平。而現行的體製恰恰在一些方麵剝奪了農民及其子女的能力，使其處於一種極端不利的弱勢地位，沒有為他們提供與社會其他人士公平競爭的一個平等的起點，造成了農民的綜合素質低下，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質量難以提升，進而對我國經濟社會全麵發展產生極大的不利影響。
1、農村勞動力素質低製約經濟增長
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源是什麼？從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的6個主要因素來看，中國基礎設施狀況不理想；市場化程度不高，尤其是金融市場和企業管理不按市場規模動作；人力資本的低質量和科技創造力較為薄弱，目前我國國民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8.5年，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年以上，全國總人口中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已達到7000多萬人，從業人員中有高等教育學曆的人數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國正加速完成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①（①教育部長：《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達8.5年》，新華網。）而根據中國政府網公布的《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中國人均受教育水平仍然不高，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仍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3年以上，創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傑出人才缺乏。與之相比，發達國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美國13.4年、英國14年、加拿大11.6年、日本11.1年、法國13.1年、澳大利亞14.4年、芬蘭13.5年、愛爾蘭11.7年。
同時中國關於知識積累的投入遠遠不足，特別是被“新經濟增長”理論強調的私人部門研究與開發活動幾乎處於空白狀態。國內的私人部門在追求利潤的時候，更多的是關注眼前利益，對於持久的發展投入，由於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往往缺乏投入的動力，這是知識積累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較低的原因。另外中國目前市場化程度還有待提高，無論是經濟體製改革還是政治體製改革，尚不夠深入，製度變遷因素對於支撐長期經濟增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水平，同時需要加速提高。這些因素都嚴重地製約了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步伐。怎樣解決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長與長期增長之間的矛盾呢？葉茂林在《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一書中指出：在製約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六個主要因素中，無一不與教育密切相連，因此隻有搞好教育才是確保經濟持續增長的出路。②（②葉茂林著：《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89頁。）
教育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密切，首先應表現為教育與科學技術之間的關係。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要素是科學技術，比如，大氣層的保護、荒漠化的防治、防災減災、綠色產品的生產、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水資料的保護，都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持，而科學技術的進步又是與教育的發展聯係在一起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技術、經濟和教育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發展經濟，離不開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向生產力的轉化，又離不開教育。教育是科學技術變為生產力，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並且是一個越來越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教育用科學武裝勞動者，不斷提高勞動者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生產勞動技能，從而促進科學技術迅速轉化為生產力，促進和推動經濟的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科學知識並入到生產過程中去，生產現代化的發展，資本內在智力因素增長速度加快，要求全體生產勞動的參加者——科技人員、管理專家、技術工人以及一切有關人員，都必須掌握科學技術知識，沒有掌握科學技術知識的勞動者將被排斥在生產過程之外。從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在當代科學技術革命的條件下，即使是普通勞動者，如果沒有中等和中等以上的文化程度，沒有比較堅實的科學文化基礎知識，就無法掌握先進的生產設備和通曉生產的工藝流程，更談不上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而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掌握隻能在生產勞動過程以外的教育過程中進行。現代教育是將現代科學技術運用於生產過程，並轉換成生產力的不可缺少的橋梁和中介。哪個國家科學技術水平高，科學技術轉換成生產力的速度快，經濟上的競爭能力就越強。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國家不惜人力、物力和財力，用以發展本國的教育。①（①葉茂林著：《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89頁第90頁。）
而從我們的具體國情看，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長足發展，但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農村教育基礎薄弱，目前，我國農村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歲至64歲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雖然近年來我國政府大力發展義務教育，但由於種種原因，農村輟學所帶來的負麵影響也不可低估，即使每年初中生輟學率控製在國家規定的3%，全國一年也有100多萬人輟學。農村教育的運行機製和培養模式也存在不少問題，很難適應農民多樣化的需求，農村各類教育資源整合還遠遠不夠。
隨著時代的發展，麵對紛繁複雜的現代社會，尤其是麵對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向城鎮二三產業轉移的浪潮，大量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顯然不適應現代生活的挑戰，如果不加以提高，不僅影響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不利於“三農”問題的解決，使農民陷入更加弱勢的深淵，而且影響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進而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產生很大的製約作用。
2、勞動力資源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
農村勞動力群體，對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來說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強大力量。按照習慣性思維，他們是農業耕作的主體，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人口政策的鬆動，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進軍城市，構成了我們今日所熟知的“農民工”。農民工的大量湧現，不僅僅增加了農民收入，而且還培育了農業農村經濟新的增長點，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事實上，作為一個勞務輸出大省，“勞務經濟”為湖南城鄉發展注入了充分的活力，已經成為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具體表現在：
——拓寬了農民增收途徑。來自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數據表明，2006年全省外出務工農民人均年勞務收入7656元，占農民當年純收入的226%，全省創勞務總收入768億元，相當於全省財政總收入的86%。具體到湖南省新晃縣，2006年外出務工人員平均年收入達到8000—10000元，新晃縣4.8萬人、每月純收入300元，人平年純收入為3600元，農村年增純收入為1.728億，農民人平增收785.45元。預計2007年，外出務工將超過5萬人，農村年增純收入超過1.8億，農民人平增收超過818元。可見勞務收入已經占據全省社會財富的一個很大份額。①（①彭鳳鳴，《懷化新晃落後山區勞動力外出的喜與憂》，湖南經濟網，2007-09-25。）而到湘陰縣，全縣已累計轉移農村勞動力19.7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9.3%，從非農業獲取的收入占農民收入的38.6%，目前，全縣常年在縣外務工經商人員達17萬人，年創造勞務收入21億元。①（①《湘陰近五成農村勞動力實現轉移》，湖南勞動保障政務網，2008-03-22)。）而在湘潭縣，2006年全縣農村外出勞動力達24.1萬人，占勞動力總數39.6%，外出務工人員年工資總收入達28億元，人均11644元；縣以外務工總數為18.4萬人，年總收入21.4億元，按農村總人口計算，人均達2031元，占到了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一半。②（②湖南省統計局，《湘潭縣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湖南統計信息網，2007-05-21。）
——拓寬了農民致富渠道。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使農民接觸了現代的科學技術，見識了外麵的廣闊世界，開拓了眼界，增長了知識，轉變了觀念，學到了技術，提高了素質。特別是部分返鄉創業務工人員，帶同資金、技術和市場經濟觀念，直接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新晃縣凳寨鄉台洞村村民揚慎新2006年回鄉務農，帶領全家租賃稻田種煙50畝，2007年租賃稻田種煙120畝。該鄉東村村民姚賢基利用在外務工學到的果樹栽培技術，回鄉開發果園15畝，年收入達到3萬餘元。天堂鄉有30餘人返鄉從事一、三產業。該鄉絞溝村潘光強、潘光福，放棄每月1800元的務工收入，2007年回鄉種植烤煙30畝，帶動了該村40餘戶種植煙葉120多畝；該鄉高洞村吳代雲務工回鄉在天堂街上開了一個摩托車修理店；貢溪鄉甘屯村現任村支部書記薑明豪自2000年外出打工學習到了科技養殖技術，於2003年回鄉進行小尾山羊養殖，從當初的8隻羊開始，到現在已有存欄羊164隻，年純收入達到2萬元。在他的帶動和幫助下，現在該村養羊5至10隻的有11戶，養羊20至30隻的有14戶，農戶現存欄羊數522隻，甘屯村養羊業的壯大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