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先開帽子店呢？莎涅爾說，萬事開頭難，開始規模小點，萬一失敗了，損失也不至於太慘重。其實，她經營帽子店走了一條捷徑：從豪華的拉菲特商店購買一批難看的、滯銷的女帽，把帽上的飾物統統撤掉，改製成線條簡潔明快的新式帽子。它透著新時代的氣息，適應了社會生活大眾化的趨勢，很快被巴黎婦女所接受，人們稱之為“莎涅爾帽”。
莎涅爾戴這種帽子時，總把帽子壓得低低的，直到眼角，這種戴法，竟成為巴黎的風尚。
莎涅爾以帽子起家，卻不滿足於當個“製帽商”。在服裝設計領域，她初試鋒芒，設計出一批和巴黎婦女服飾傳統風格大異其趣的服裝。
她推出的新產品有：純海軍藍的套裝，純白色的寬鬆的女式長袖襯衫，線條簡潔流暢的緊身連衣裙，她把男式短袖襯衣的袖子加上一條寬寬的花邊，使袖子延長到肘部。這些服裝，今天看來是十分尋常的，但在當時和那些疊床架屋式的裏三層、外三層的繁複的穿戴習慣相比，是一場了不起的革命。莎涅爾找到了一種屬於她自己的設計風格，她帶著這種格調清新的服裝，去叩擊還彌漫著貴族氣的巴黎社交界。
莎涅爾在事業上剛剛起步，生活中卻遇上了意外的打擊。卡佩爾，她事業的支持人，她惟一對之“產生過真正愛情”的人，1919年在地中海邊的“藍色海岸”因車禍而身亡。莎涅爾悲痛萬分，要不是這次事故，莎涅爾也許會和他結為終生伴侶。後來，莎涅爾的生活中也曾有過幾個男子，但她都沒有正式結婚，直到她死，人們還是稱她“小姐”，恐怕和這次打擊不無關係。
但是，卡佩爾之死並不能把莎涅爾擊垮。此時的莎涅爾，已經打下了事業的基礎，做好了大發展的準備，就像揚起了風帆的船隻，要向大海挺進。
一位記者寫道：“離開了男人的莎涅爾，完全可以獨創一個‘帝國’，成為‘帝國’的‘女皇’。”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即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間，是莎涅爾事業的鼎盛時期。她在康蓬大街買下了五幢房子，開設了“莎涅爾服裝店”，那是巴黎最令人向往的時裝店。
莎涅爾以喬賽織物為基本麵料，不斷推出服裝佳作：有寬大的女套衫，有短短的風雨衣，有闊條法蘭絨運動服，有漂亮實用的筒式禮服，卡迪甘絨衫，以及後來投入工業化生產的針織硬挺的外衣。
服裝的色調，不是那豔麗的大紅大綠色，而是明快的、雅致的黑色和米色。此外，莎涅爾還創造了仿寶石鈕扣和大框架太陽鏡。
這些服飾，整個地改變了巴黎婦女的形象，使她們顯得高雅而又富有活力，有一種現代的美感，質樸、理性，而又瀟灑大方。服裝評論家指出，莎涅爾使婦女獲得解放和自由的程度，比之那些空頭的社會學家、哲學家要深廣得多。
莎涅爾的服裝風靡巴黎。大街上，到處可見“莎涅爾式”的婦女，她們穿著黑色或米色衣服，寬鬆長褲，有點男子氣，還戴著“莎涅爾帽”。崇拜莎涅爾的婦女見麵時總是互相打量著，想從對方身上找到點新奇之處。
莎涅爾開現代婦女服裝之先河，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她說，取得成功的關鍵是因為她“具有現代婦女的意識”，“我創造了時髦，是因為我懂得我們的時代”，“我不像從前的那些裁縫師傅，躲在店鋪後麵悶頭縫製，和社會生活隔絕。我喜歡外出，我喜歡運動，我要過一種現代生活，因而我對我所穿、所戴的都有自己的興趣和選擇”。
“莎涅爾熱”達到高潮，越來越多的廠商仿照她的服裝樣式大量生產投放市場。莎涅爾對此很興奮，她說：“哦，最使我快樂的事莫過於我的作品被模仿。時裝要是不能走向街頭，還成為什麼時裝？”
莎涅爾的事業在擴大，她越來越富有。但是她的工作卻一刻也沒有懈怠過。
女作家吉羅這樣描寫她的工作狀態：在莎涅爾看來，懶惰和懈怠是不能容忍的罪惡，就這點而言，她不像20世紀的婦女，倒像19世紀的大企業家。她對自己、對下屬都是嚴厲的，不留情的。在她看來，她的下屬，除了以她自己的名字為字號的商店外，不應該有其他的考慮、其他的利益。她簡直是當代最獨裁、然而也是最富有獨創精神的企業家。
莎涅爾成名之後，對巴黎的文化界和社交界越來越感興趣。她建立了一個模特兒之屋，那裏集中了來自巴黎資產階級家庭的妙齡女郎；她設立了一個文化沙龍，那裏彙集著巴黎的名士，對經常光顧沙龍的青年作家，她按月發給津貼，她還出資對俄羅斯的芭蕾舞進行革新。莎涅爾成為社交場合的中心人物。
莎涅爾以其風采和魅力，把那個時代最漂亮、最風流、最富有的男子吸引到她的身邊。迪米特裏·波羅維茨大公是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表兄，他向莎涅爾捧出一顆熾熱的心，但莎涅爾沒有做大公夫人；英國威斯敏斯特公爵是一個風流倜儻的美男子，他給莎涅爾寫了一封封的情書，派人一次次送去貴重禮物，莎涅爾也沒有接受他的愛情，她說：“世上已有三個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了，卻隻有一個可可·莎涅爾。”在她看來，在自己創建的服裝帝國裏工作，比當公爵夫人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