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維畢竟出身於一個仕宦家庭，從小就接受儒家正統思想的教育，他又是在政治比較清明、國家安定富強的開元盛世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在青年時代意氣豪邁，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張九齡被貶以後，他對佛教的信仰越來越深，隱退思想大大發展。但他的歸隱，是由於政治理想同黑暗現實矛盾所致。即使在他晚年，儒家的兼濟蒼生的理想也仍然沒有完全喪失。在《與魏居士書》中，他明確表示不讚成許由的捐瓢洗耳，嵇康的“頓纓狂顧”和陶潛的棄官致窮，宣揚他的人生態度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這段話是詩人走“亦官亦隱”道路的自我表白。他試圖將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理論，同佛、道的隨緣任運、是處適意的處世哲學統一起來。從這裏，我們看到了王維兼具儒、釋、道三家思想的複雜的世界觀。
王維的亦官亦隱緩和了他同李林甫集團的矛盾，他的官職也能按常度升遷，由右拾遺升至文部郎中和給事中。“中隱”使他保持了潔身自好，獲得一種和平寧靜的心境，又使他得以從混濁的官場脫身出來，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他在溪山如畫的輞川，“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舊唐書》本傳）。他站在理想的高度追求大自然的美，努力發掘自然美的奧秘，創作出大量意境壯美或幽美的山水田園詩，如《終南山》、《山居秋暝》、《輞川集》等。
天寶十四載（755），王維年五十五。這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長安陷落，玄宗倉皇奔蜀。王維當時任給事中，扈從皇帝不及，被叛軍俘獲。他不願做偽官，服藥取痢，偽稱瘖疾。安祿山將他囚禁在洛陽菩提寺，迫以偽署。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八月，安祿山宴其群臣於洛陽禁苑中的凝碧池，命梨園諸工奏樂，諸工皆泣。王維在菩提寺中聞悉此事，含淚賦成《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一詩：“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抒發出對帝都淪陷的悲痛和對李唐王朝的思念之情。九月，王維被迫充任了給事中偽職。
至德二載（757），唐軍收複兩京。凡做過偽官的人，分六等定罪。由於王維的“凝碧池”詩早就傳到肅宗的臨時駐地，受到肅宗嘉許，加上弟弟王縉平亂有功，願削官為兄贖罪，因此王維得到特別寬恕。乾元元年（758）春複官，責授太子中允，加集賢殿學士。同年，又升遷為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乾元二年（759），複拜給事中。上元元年（760），王維六十歲，升任尚書右丞。
王維畢竟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職位越高，他對於自己“沒於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責躬薦弟表》）的行為越感愧疚。他看到當時張後弄權、李輔國專政，朝廷上毫無振作中興的氣象，於是思想更為消沉，隻感到“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歎白發》）。他一再請求皇帝把他“放歸田裏”，讓他“苦行齋心”、“奉佛報恩”（《責躬薦弟表》、《謝除太子中允》）。這時，他煢獨無偶，暮年無子，“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以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舊唐書》本傳）。
上元二年（761）七月，這位天才的詩人便離開了人間。死後，他被安葬在清源寺西，也就是他曾經生活了多年的輞川別業旁。
（選自《唐代文學史》[上]，喬象鍾、陳鐵民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