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應當做到不計前嫌，這既是領導者應有的修養和品質，又是領導者發現和使用人才的方法。隻有做到不計前嫌，你才能發現、挖掘出更多的人才，才能保住人才，不使流失。
不計前嫌還具有心靈感化的作用，以禮對待非禮、以仁對待非仁，可以達到人與人之間、心與心之間的感動、激勵，能使人才和領導者之間建立起相互信任、極度親密的私人關係。不論在以仁、義、忠、信為表征的道德至上的社會氛圍中，還是在以法律規範、行政命令為表征的法治至上的社會氛圍中，不計前嫌都有其存在價值。
唐朝的李靖曾任隋煬帝時的郡丞，他最早發現李淵有圖謀天下之意，親自向隋煬帝檢舉揭發。李淵滅隋後要殺李靖，李世民反對報複，再三請求保他一命。後來李靖馳騁疆場，征戰不疲，安邦安國，為唐朝立下了赫赫戰功。
宋代的王安石對蘇東坡的態度，應當說也是有那麼一點“惡”行的。他當宰相之際，因為和蘇東坡政見不同，便借故將蘇東坡降職減薪，貶到黃州。然而蘇東坡胸懷大度，根本沒把這事放在心上，更不念舊惡。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兩人的關係反而好了起來。他不斷寫信給隱居金陵的王安石，或共敘友情，互相勉勵，或討論學問，十分投機。蘇東坡由黃州調往汝州時，還特意到南京探望王安石，受到熱情接待。二人結伴同遊，促膝談心。分別的時候，王安石囑咐蘇東坡：將來告退時，要來金陵買一處田宅，好與他永做睦鄰。二人一掃嫌隙，成了知心朋友。
宋太宗時，有一天官拜殿前都虞侯的孔守正和另一位大臣王榮在北陪園侍奉太宗酒宴，孔守正喝得酩酊大醉，就和王榮在皇帝麵前爭論起守邊的功勞來，二人越吵越氣憤，把太宗晾在一邊，理也不理，完全失去了為臣應有的禮節。侍臣實在看不下去，就奏請太宗將兩個人抓起來送吏部去治罪，太宗沒有同意，而是讓人把他們兩人送回了家。到了第二天，二人酒醒了，想起昨天的行為，不禁害怕，一起趕到金鑾殿向皇上請罪。太宗卻不以為然，對昨天兩人的行為不作追究，而是說：“朕也喝醉了，記不得這些事了。”
宋太宗托辭說自己也喝醉了，對兩位臣屬對自己的冒犯不加追查，既沒有丟失朝廷的麵子，又讓兩位大臣警覺自己的言行，這是兩全其美的做法，何樂而不為呢？
因此，作為領導者一定要大度一些，寬容一些。也隻有做到這一點，下屬們才會更加忠心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