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還規定了：“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我不是黨員，即根據這一規定提出不參加整風運動。我要報考大學，需要時間複習功課，準備考試。一天晚飯後，文教部同事黎風邀我同去散步，勸我還是參加整風運動。他說，黨有決心克服三個主義，希望你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他還說了：你不會沒有意見吧。我說，我隻對於把我列入肅反對象有意見。他說，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提往事，不過是說清楚一下事實，並不是對黎風兄有任何抱怨之處，第一，我猜想，他是奉命來同我談話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間素無惡感（大約這就是由他來同我談話的原因吧），他決沒有加害於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沒有他的勸說，事情的結局也不會有任何不同，因為，不久國務院就發布了《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的決定》，宣布“凡是進行整風的單位，所有工作人員，都應當積極地參加這一運動和鬥爭。”取消了原先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的規定。
就這樣，我就參加整風的小組會了。
那時，《人民日報》逐日詳細報道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新湖南報社的座談會也從這些報道中受到啟發，一些人學著說他們說的那些話，例如外行領導內行之類。在這一方麵，他們對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評，說他對報紙業務一不懂二不鑽，外行得很。徐鑄成在《“牆”是能夠拆掉的》一文中，說《文彙報》的一位黨員副總編輯“有一套本事，能夠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這話在新湖南報引起了共鳴，一些人說，官健平所有的，正是這樣一套本事。
我在小組會上隻提了一個問題，肅反運動肅我是錯了。１９４９年８月長沙解放，９月我即考進了新湖南報辦的新聞幹部訓練班，這時我還不滿十八歲，中學還沒有畢業。不但是沒有政治曆史問題，可以說還沒有政治曆史。為什麼要把我列為肅反運動對象呢？在肅反運動後期，宣布處理之前不久，報社肅反五人小組找我談話，念了一個《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給我聽，我越聽越覺得同我沒有關係。這個文件中說的特務間諜、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惡霸、土匪、胡風分子、托匪分子、漢奸、蔣匪軍、政、警、憲人員、敵對階級、現行反革命破壞分子……都跟我扯不上。肅反運動一開始，就宣布俞潤泉、張誌浩、朱正、鍾叔河四人是一個“反革命集團”。這四個新聞幹部訓練班的學員，過去並不怎麼接近，現在大約是因為都要加以打擊。就臨時編為一個小集團了。
有趣的是這個小集團的稱號，或者說“所定的性質”，開始，反革命小集團；批鬥若幹時日之後，調子稍稍有點降低：反動小集團；最後定案材料上寫的，卻更加客氣，隻不過是思想落後小集團了。當我看到拿給我簽字的這份定案材料，真是啼笑皆非。肅了一年，並沒有把我肅成反革命，這是因為十人小組的那個文件規定了一些具體界限，現在不說我反革命了，隻說是思想落後，我有什麼辦法證明我的思想並不落後呢？在整風小組會上，我說：如果這是肅落後運動，我落後，肅我是肅對了。現在是肅反運動，在定案材料上沒有一條反革命的內容，肅我是肅錯了。
這裏簡單插說一下新湖南報社的肅反運動。在１９５５年的肅反運動中，新湖南報立案審查的有十餘人，他們之中，像朱正、鍾叔河，在政治曆史上毫無問題。有些人有問題，例如許任飛，曾任國民黨軍方報紙桂林《掃蕩報》總編輯，後來又在重慶《大公報》任編輯；諶震曾任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主席劉建緒的秘書，掛過上校參議的頭銜；鄒今鐸原為新四軍，皖南事變中被俘，在上饒集中營關過。他們的這些問題都不是在肅反中查明，而是相反，都是因為自己早已交代了這些問題才被列為肅反對象。這十多個“老虎”被內查外調、檢舉坦白、批判鬥爭，折騰了大約一年。其中諶震、許任飛、俞潤泉三人還被宣布逮捕法辦，捉到看守所關了幾個月，到運動結束時才放回報社來。我還記得，每捉去一個，就把我們這些“老虎”領到寫了這事的黑板報前麵（逐個帶去，每次一個），嚇唬一番：你得爭取時間，坦白交代，否則下一個就是你了！如此等等。這樣一年肅反運動的結果，報社並沒有肅出一個反革命分子來。這些“老虎”，包括“逮捕法辦”的三個，除了自殺和病死的以外，現在多已享受離休老幹部待遇了。
肅反運動的這種情況，並不是新湖南報社一處獨有的，其他單位的肅反也大同小異。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８日《人民日報》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中提供了幾個數字，拿來計算一下，就可以知道這種情況是必然的了。社論說，在肅反運動中，“有一百三十多萬人弄清楚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問題”，這就是說，給一百三十多萬肅反對象寫出了並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換句話說，就是肅錯了的。而在定案材料中定為反革命分子的，社論說是“有八萬一千多名”。兩項相加，肅反對象共約一百四十多萬。取整數以一百四十萬為分母，錯案率是百分之九十四強，每一個在運動結束時定案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個不能定案為反革命分子的肅反對象作陪。
這裏說的是全國的情況。至於新湖南報社的肅反運動弄得這樣一塌糊塗，還有一個特殊情況。那就是報社肅反五人小組組長是官健平，而他，正是毛澤東所說的那種“別有來曆”的人物。當時他是報社最高領導人，我們這些在下麵的編輯記者無從知道他的底細。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時他當了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長。省委機關造反組織“永向東”去調查了那些“走資派”的情況，一查，可就不得了。“官健平何許人也？現已查明，他的姓名、年齡、籍貫都是假的，隻有性別是真的。他曾是追隨‘反共救國團’的得力幫凶，抓過農民領袖，打殺過共產黨人，後來又成為國民黨第四戰區遊幹班特務中隊長的心腹，結業後又被提升為工作隊的分隊長。還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廣西一個中學任訓育主任時，結識了在該校當教師的地下黨員何大群。此時，他一方麵秘密擔任國民黨湘桂鐵路特別黨部的監察委員，一方麵又和我地下黨交往密切。日本投降後，他來到長沙，取得地下黨的信任，混入了黨內，並施展種種伎倆，迷惑上級領導，當上了地下工委書記。解放後，官健平對頂頭上司阿諛奉承，青雲直上，飛黃騰達。”（鄧鈞洪《追記＜新湖南報＞的“反右”鬥爭》，載上海《新聞記者》雜誌１９８９年第６期）這樣一個人，這樣一些經曆，豈不正是肅反運動應該審查處理的對象嗎？可是不成。他是五人小組組長，肅反運動正是由他主持，他當然不會把自己列入鬥爭對象。他需要的是轉移視線，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於是把那些主動交代了曆史上的某些問題的人作為對象，還湊不足數字，再找一些曆史上毫無問題並且毫無疑點的人作為對象。
這些人，自己本沒有什麼問題，或者沒有隱瞞什麼問題，卻被列為肅反對象，平白無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鬥，不免有些怨氣。整風運動開始，號召向領導提意見，於是好些肅反對象就把這問題提出來，要求“給一個說法”。
小組會上，提其他意見的也不少。當時發言最積極，意見最尖銳的，是鍾叔河和李長恭二人。李是不久前才從江西鎢礦工人報調來的，山東人，很豪爽，能寫，是個發稿很多的很強的記者。
這樣的小組討論延續了兩三個星期吧，也就冷下來了，小組會也不再開。大家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異樣，以為要說的話都說過了，也不必多開會了吧。現在想來，冷下來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布置反右派鬥爭的內部指示已經下達，要將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派鬥爭了。人事科也忙起來，晚上都加班，這倒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猜測這是為什麼。事後想來，當是為反右派鬥爭作準備吧。
二
６月８日一早起來，人們吃驚地在報上看到《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過兩天，又是社論《工人說話了》。大家知道，風雲突變了，反右派鬥爭開始了。《新湖南報》在版麵上當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報道省內外的反右派鬥爭。至於報社內部，一時卻頗為沉悶，不見動靜。官健平在黨支部會上作了反右派的動員，號召共產黨員起來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至於他有沒有在包括黨外幹部的全社大會上也作了這樣的動員，我就不記得了。
新湖南報反出來的第一個右派分子是唐蔭蓀。大約是７月８日，黑板報的大字標題是《向唐蔭蓀宣戰》。當時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沒有想到第一個會是他，很覺意外。他謙和文靜，工作努力，人緣也好，以前也沒有受過什麼批評處分。整風鳴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躍，發言比他更尖銳，更刺激，這些人都還沒有被劃成右派，為什麼第一名右派分子是他呢？
現在想來，就不難明白了。唐蔭蓀當然應該是新湖南報社的第一名右派分子，因為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他上大學的時候，對國民黨的統治不滿，想找共產黨，沒有找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在他自己，以為這是冒著危險參加了革命，沒有想到幾年之後這卻成了他受打擊的一個原因。反右派鬥爭的鋒芒主要是針對民盟的。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撰寫的“七一”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宣稱：“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這裏說的“章羅同盟”即“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民主同盟”的簡稱，毛澤東有這樣用簡稱的習慣，例如他把楊得誌、羅瑞卿、耿飆統率的華北野戰軍第二兵團簡稱為“楊羅耿兵團”。黨報原是不讓民主黨派發展組織的，但唐蔭蓀是解放前參加民盟，解放後考入新聞幹部訓練班，到新湖南報工作，參加了青年團，卻還保留了盟員身份。他是新湖南報社唯一的民主黨派成員。９月５日《新湖南報》的反右派報道說：“唐蔭蓀就是民盟右派集團安放在本報的坐探。”報社的反右派鬥爭拿他來祭旗，就是理所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