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鼎兄給了我一包稿子。
他告訴我，他們社裏在處理已經出書的書槁。因為有過毀棄重要手稿的事故，這一回清理曆年書稿，就組織人力將有保存價值的清出來，移交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清理中，他遇到了我１９５６年出版的《魯迅傳略》的稿子，就檢出來，送給了我。我真從來沒有想到過它還存留在世上，還能重新回到我手中。
這幾乎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當年我把它從我手中送走那時候的模樣，又分明地顯現在我的眼前。我輕輕打開紙包，原來裝在稿本上那牛皮紙封麵不見了，我用紅墨水加了點裝飾圖案的扉頁也不見了。這些，都是我在等待那個把它送走的黃道吉日的時候，精心添上去的。就同窮人家嫁女一樣，總想盡力把她打扮得漂亮一點。紅墨水，是那時我唯一能夠找到的顏料。
這部稿子，還是１９５５到１９５６年的肅反運動中寫的。１９８２年我給李銳同誌的一封信中簡單講過這經過：
我被列為鬥爭對象之後，行動自由被剝奪了，書報也不讓看，成天麵壁，叫我“反省”。我沒有什麼反革命罪行要“反省”的，於是就憑記憶中的材料來構想《魯迅傳略》的具體寫法了。有時，叫我寫“交代材料”，我就賺幾張稿紙，裝著寫“交代”來寫一兩頁提綱。到１９５６年初，通知我：問題已基本上查清，聽候處理，在處理之前幫人抄抄稿子，在報社內可以自由行走，但不許外出。我就利用這一半的自由，動筆寫籌思已久的稿子。因為腹稿已經很成熟，所以寫得比較順手，盡管上班時要幫人抄寫通或不通的文章，隻能晚上寫自己的東西，我還是在連續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完成了十萬字的初稿。在這種境地下寫書，好處是安靜，誰也不會來找我，可以專心致誌地寫；困難是我存放在家裏的資料大都無法拿來利用，很苦於資料不足。明白了這書是在什麼情況下寫成的，對於書中的一些缺點錯誤就不會覺得奇怪了。書稿完成時，依然不讓我出報社大門。那時，每月２０日我母親到報社來拿我的工資，５月２０日我就背地托母親把書稿帶出去投郵了。這就是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傳略》。
麵對這一疊稿子，我的思緒又回到了當年。我正式動筆是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１日的晚上，這一天很好記：正是夏曆乙未年的除夕。四樓大廳裏正舉行盛大的舞會，悠揚的音樂聲不時傳來，食品店在去舞廳的樓梯旁設了臨時的售貨點，發售很好的西點。我是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出門去買過東西了，趁此便利也去選購了幾種，胡亂吃了，算是送舊迎新。這樣還是不能排遣寂寞，於是就動手寫起書來。接著是三天春節的假日，我就有了足夠的時間開個好頭。到３月２５日寫完初稿，接著是邊改邊抄。抄得最多的是五一節那天。別人都出去玩了，我一人在辦公室，很清靜。從早晨起，到下午４點多鍾，竟抄了一萬多字。雖然時間還早，我也不再抄下去，因為手指有些酸痛，再說剩下待抄的已經不多。到５月初也就抄完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著書，並沒有什麼希奇的。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中就說了許多人：文王拘而演《周易》……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思垂空文以自見……小子何人，這時還沒有坐真正的牢，隻坐了畫地為牢的牢，有什麼可以自誇的呢。慚愧的是，這本書並沒有寫好。我這樣說，並不是故作謙虛之態。１９８２年出的修訂本中，舊本所寫的並沒有多少保存下來。就是１９８２年的那本，今天看來，也是沒有寫好的。但願今後能夠寫出一點能夠留得下去的東西，好不負太史公的鼓勵。
附在這包稿子裏的，還有一張發稿單和一張發排通知單，使我對於當年出版社工作效率之高不能不驚歎了。前麵說過，稿子是５月２０日投郵的，８月２２日責任編輯楊立平先生就發了稿，第二天，編輯室主任王士菁先生和總編輯樓適夷先生就都在發稿單上簽了字，要求在１０月１５日出書。１２月某日，我在長沙就收到十冊樣書了。
在出版合同上，代表甲方蓋章的是馮雪峰。我一直以為這部稿子是他終審簽發的。看到了這發稿單我才第一次明白：終審簽發的原來是樓先生。我很高興的是，後來因為孫用先生的引見，我認識了樓先生。我每到北京必去拜望，他不止一次做了我的東道主。前幾年在他府上打擾的時候，同他合編了一部《魯迅讀本》，１９９１年在開明出版社出版。
從這份稿子上可以看出：編輯先生所作的加工做得很細心，有些修改應該說是很高明的，例如，說《語絲》總的傾向，把“正確的”改為“進步的”就是。有些修改，恐怕是為了符合當時的政策，例如魯迅關於中醫的意見，顯然與中醫政策不符，就刪去了。還有，像黎烈文、聶紺弩、周文、蓬子這些姓名的被刪，想必是或因居留台灣，或因肅反運動尚未作結論這一類原因吧。
也有較大一些的刪改。像——：
《文化偏至論》的內容是介紹十九世紀末期歐洲以尼采為代表的一種反動思潮，魯迅借著對這種思潮的介紹提出了他對當時中國問題的意見。被改為：
《文化偏至倫》的內容主要是批判當時一些淺薄的“洋務派”的主張的不徹底，和他們的一些假公濟私的卑劣行為，並提出魯迅自己的革命啟蒙主義的主張。又例如對《狂人日記》的一段評論：
這反映出當時魯迅還存在著很濃厚的啟蒙主義思想，還過分地誇大了宣傳教育工作所能起的作用，當然，他這個善良的願望是不可能這樣實現的。這篇小說不僅反映了魯迅當時思想中強的方麵，也反映了它的弱點。這一段是刪掉了。兩處刪改的原因，想來大約是因為同當時流行的說法多少有一點微小的偏離吧。不過原稿也確實沒有說透，刪去是並不足惜的。我也深知編者的這些修改都是好意。少一點與眾不同，就多一點安全。我這本原來就並不存心立異的稿子，再經過編輯先生的細心處理，果然是平安無事。一直到第二年我被劃為右派分子為止，半年裏印了兩次，計３.７５萬冊，沒有受到任何批評。後來是作者連累了書，而不是書連累了作者。
一個毫不知名的年輕人冒昧地寄來一部稿子，出版社能這樣重視，審稿也快，編輯也快，出書也快，真不能不令人感動。後來自己也幹了出版這一行，想起這些不免要覺得今不如昔了。
日前收到上海魯迅紀念館王錫榮兄的信，說是他們館裏擴大文物征集範圍，像這種稿子也在征集之列，囑我寄去。這樣，這包稿子要又一次從我的手中送走了。隻是我再也沒有當年像嫁女一樣的心情，卻有一點像送葬一樣了。心知它從此再也不會回來。而且可以想見，他年紀念館整理藏品，汰除濫收部分，那就任它灰飛煙滅吧，就像在墳山上建造廠房的時候，那些白骨的歸宿一樣，這種事我見得多了。這是我的第一本書。它敘述的是魯迅一生的事跡，這裏說的卻是我生活中一年的遭遇……
啊，從此別了。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中旬長沙
丁酉年紀事
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
辛棄疾：《沁園春》
一
１９５７年，我在長沙新湖南報社，在這裏經曆了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全過程。
在１９５５年的肅反運動中，我被列為鬥爭對象，在整整一年時間裏，享受了每一隻“老虎”都享受過的一切待遇：檢查交代，批判鬥爭，不必說了。最難受的是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時，從吃飯到拉屎，都有專人看管，比起後來我在看守所和勞改隊的經曆，都管得更嚴厲些。鬥了一年，沒有查出什麼反革命的材料。於是說我參加了一個“思想落後小集團”，以撤職和降一級工資結案。我很覺得委屈，又不敢申辯，就這樣心有餘悸的過了幾個月。我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進入１９５７年的。
從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７年初，我感覺到空氣似乎有了一點寬鬆。《文彙報》複刊了。它連載了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其中“巨大的瘋狂”一章是寫蘇聯肅反的，同我不久前身曆的大同小異。在《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停刊前不久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駁了斯大林的“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公式。可以看出，空氣是有了一點變化。同事的臉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有一位大約是做工會工作的同事還要我去申請困難補助。我敬謝了她的好意，告訴她：我的《魯迅傳略》快要出了，將要得到一筆稿費。
３月，副總編輯蘇辛濤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回來，興衝衝地作了傳達，還傳達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４月，《人民日報》陸陸續續發表社論，宣傳新方針。費孝通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我也感到了一種早春的天氣。
５月１日，報上刊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一個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開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鎮反肅反那些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風細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原則，並且規定：“開會應該隻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采用同誌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還說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幾天之後，總編輯官健平在全社大會上作動員報告，宣布報社開始整風，號召全體人員向報社領導提意見，反對三個主義。內容大體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說的。動員大會之後，即分小組開會座談，向領導提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