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炎先生講過吳組緗先生一件軼事：
八十年代初組緗師應邀訪問美國，給美國學者做報告時，仍然理直氣壯地講他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新中國搞社會主義事業中的許多失誤，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現成經驗可以借鑒。他打了一個比方：“小時候給老祖母背上搔癢，祖母一會兒說‘上邊一點’，一會兒說‘下邊一點’，一會兒說‘靠左’，一會兒說‘靠右’，最後才正好抓到了癢處。連搔癢這麼簡單的事都不是一下子就抓得準，搞社會主義過程中犯錯誤實在難以避免。在座的聽講者，雖然具體看法未必和吳先生相同，卻無不為他充滿人生智慧的精妙比喻所折服。”（《新文學史料》）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吳組緗先生二三事》）
搔癢比治國要容易得多，尚且不易一下就搔著癢處，不免先在上下左右四周探索一番。治國又豈能沒有探索，探索一詞即包含有先得經曆若幹失誤的意思。如此說來，失誤既不可避免，也不足深責了。
這比方還頗為形象：“靠右一點，靠右一點”，於是來一個“雙百方針”。不成，沒有搔著癢處。“靠左一點，靠左一點”，於是來一個反右派鬥爭。還不夠，還得靠左一點。於是來一個大躍進。再“靠上一點”，於是來一個“文化大革命”，……不知道止住癢了沒有。
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探索論”，把所有這一切（這一切什麼呢？這一切“失誤”嗎），說成是為了探索不同於蘇聯的道路。吳先生的比喻雖說沒有這樣多的理論色彩，卻確實是一種精彩的辯辭，比起《左傳》所記那些出使異國不辱使命的辯士來，是毫不遜色的。對外國人，尤其是對懷有敵意的外國人，這樣說，目的是請他不再妄議中國的內部事務。對自己人，目的卻要不同一些。而是要總結經驗教訓，使這些事情不再發生，或者說，不再進行代價如此高昂的探索。吳先生的這個比喻真正好。好處就在不但能夠堵住外國人的嘴，就是對於自己總結經驗教訓，也是很有用的。為什麼老是搔不著癢處？原因很簡單：是別人在搔。如果自己搔癢，哪有搔不著癢處的！魯迅在俄文譯本《阿Ｑ正傳》序中說：“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當然也無從知道癢處。不是自己搔癢，探索就不可避免，從而失誤也就不可避免了。
請以耕田為例。現在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和未來的農業是什麼樣子，我沒有這方麵的知識，開不得口。若夫使用傳統農具的傳統耕作方法，哪有一個農民不會種田的呢。如果不去管他，自己的田自己耕，自己的癢自己搔，那麼，日出而作，日人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也就不會有什麼失誤了。可是不成，並不耕田的人定出章程來了：水肥土種密保工管，叫做“八字憲法”，深耕要深到幾尺，密植要密到尺寸，肥料要用狗肉熬湯……總之，自己不知痛癢，卻要去給別人搔癢，雖然有一肚子的好意，也不會有好結果的。開放改革以來，不再有誰手把手的教農民怎麼耕田了，而農業卻有了很大的進步。足見代人搔癢的不可取。耕田如此，別的事情亦可類推，其揆一也。
我們就細細思量一下吳先生的比喻，盡量減少一些代人搔癢，請人搔癢的事情吧。
辮子的來曆
支那總發之俗，四千年亡變更。滿洲入，始鬄其四周。交發於項，下及髖髀。一二故老，以為大辱……其後習夷俗久，耏鬢垂鬣，以為當然，亡所怪咢。日本人至，始大笑悼之。歐羅巴諸國來互市者，複蚩鄙百端，擬以豭豚，舊恥複振。
——章太炎：《解辮發》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
清朝入主中夏不久，即以“殺無赦”的命令強使男人蓄辮。它為什麼要以強力統一全國的發型呢？我原來沒有細想，總以為不過是新王朝為了立威吧。偶閱《清稗類鈔》，才知道了這薙發令的由來。書中“服飾類”有《孫之獬改裝》一則：
世祖初入關，前朝降臣皆束發，頂進賢冠，為長袖大服。殿陛之間，分滿漢兩班，久已相安無事矣。淄川孫之獬，明時官列九卿、睿親王領兵入關時，之獬首先上表歸誠，且言其家婦女俱已效滿妝，並於朝見時薙發改裝。歸入滿班，滿以其漢人也，不許；歸漢班，漢又以為滿飾也，亦不容。之獬羞憤，乃疏言：“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製，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奏上，世祖歎賞，乃下削發之令。及順治丁亥，山東布衣謝遷奮起兵入淄川，之獬闔家慘死。
在《清史稿》中，孫之獬傳附於馮銓傳之後，惟甚簡略。《馮銓傳》中也有“銓降﹝清﹞後與﹝孫﹞之獬、﹝李﹞若琳皆先薙發，之獬家男婦並改滿裝”的記載（《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可知實有其事。
《清史列傳》將孫之獬人《貳臣傳》，並記載他在明朝時候的表現：
孫之獬，山東淄川人。明天啟二年（１６２２）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丁父憂歸，服闋，補原官，遷侍講。七年（１６２７），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時尚書崔呈秀以諂事魏忠賢，其子鐸不能文而為之獬取中。
他就是這樣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當魏忠賢氣焰萬丈權傾天下之時，他巴結唯恐不及。崔呈秀是魏的死黨，他的兒子本不能文，孫之獬就利用正考官的職權取中他做舉人。魏忠賢既敗．他“遂人逆案．削籍歸”。
清兵進入山東，他立刻歸順這奉天承運的新王朝。傳證說：
本朝順治元年（１６４４）五月，侍郎王鼇永招撫山東，之獬率土歸順。值土賊王楨等糾眾劫明永鎮等處之獬散家財，練鄉勇，有守城功。賊平，山東巡撫方大猷奏其事，召入京。十一月，擢禮部右侍郎，賜鞍馬。
歸降才半年，就當上了新朝的副部長級高級幹部了。升遷之速，反映了他效力之勤。他拿出了當年巴結魏忠賢的那股勁頭來，不，他拿出十倍於當年的勁頭來巴結新的權勢者。他為了表示自己對新朝的忠心，居然挖空心思，想出了可以在服飾和發式方麵作一點表現。於是，他本人、他的家人就都胡服薙發蓄辮了。當初，他未必希望有入學他的樣。他大概在想，假如隻有他才如此獨一無二的表忠心，並借此引起異族君王的注意，那該多麼得意啊。可惜，卻出現了寓言中所說的蝙蝠被拒於鳥獸之群的情況：他受到了羞辱。惱羞成怒，於是他把羞辱、惱怒，加上他的才智，化作蠱惑的力量，嗾使新朝的君王下了一道薙發令，限定十天之內“盡使薙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製，不隨本朝之製度者，殺無赦！”
《清稗類鈔》說孫之獬“奏上，世祖歎賞”，看來是真確的。《清史稿·世祖本紀一》：順治二年（１６４５）六月丙辰“諭南中文武軍民薙發，不從者治以軍法”，丙寅又“申薙發之令”，不過一個月，閏六月癸卯，就命“孫之獬招撫江西’，《清史列傳》說他是“奉命以兵部尚書銜招撫江西’的。一道奏折使他從副部級升任正部級，可見他已經頗受新朝的賞識和倚重了。
孫之獬向清廷所上奏折的內容，《清史列傳》的這篇傳記中提到了一些。如建議規定賦稅的數額，建議兵燹之後搜輯書籍等等，不必細說。隻是有一條：“明季諸臣往來宴會，結黨營私，諸惡習宜懲。”為了防止前朝降臣結成“小集團”，酒食徵逐都是應予懲處的惡習，也可顯出這個貳臣對新主的忠誠了。此外，他在江西“久任無功，市恩沽譽，應革職為民”的結局，謝遷起事，攻破淄川，他的一家男女七人被殺的這些情形，《清稗類鈔》或者沒有說，或者語焉不詳。隻是《類鈔》中提到的有關薙發令一事，《列傳》中沒有正麵寫到，隻提到他曾建議：“本朝製作維新，宜辨等威、別上下，使臣民共守。”傳記作者沒有寫明這一條的具體內容，大約建議頒布薙發令就是包括在這一條之內的吧。假如真是這樣，那是不該省略不寫的。傳記作者大約沒有想到，這事在中國曆史上關係甚大。孫之獬大約也沒有想到，他這一時泄私憤的行為，竟闖下了多大的禍。
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可謂多矣。每一次改朝換代，受到影響最大的當然是皇室，多數人都遭到了殺身之禍，幸存者也不再是天潢貴胄，而淪落成為賤民。其次是官員，有的殉君殉職，有的失業失勢，當然也有降臣降將，出仕新朝。至於百姓，通常並不受多大影響，因此多是持一種冷漠的旁觀態度。對此，魯迅有過很深刻的觀察。他說：“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麵，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麵。”百姓所希望的，隻是“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墳·燈下漫筆》）。情況難道不正是這樣嗎？我們看《三國演義》，看到曹丕代漢稱帝，司馬炎代魏稱帝，這些事情同老百姓有多大關係呢？老百姓又有什麼反應呢？沒有。後來，楊堅代北周稱帝，趙匡胤代後周稱帝，情況不也是這樣嗎？清朝入主中夏，所遇到的，其實也是這樣中立的百姓。《清史稿》是這樣描寫清軍進入北京的：順治元年五月已醜：“大軍抵燕京，故明文武諸臣士庶郊迎五裏外。睿親王多爾袞入居武英殿。令諸將士乘城，廝養人等毋人民家，百姓安堵如故。”百姓苦晚明苛政久矣。李自成、張獻忠能夠弄出那樣大的局麵來，就表明人們久已厭棄朱明王朝，換一個王朝也好吧。中立的百姓，也就是以這樣一種冷漠的態度接受了明清之際的易代，北京的百姓這才“安堵如故”的。
清朝皇帝是滿族，但是這本來應該並不是一個了不起的障礙。在這以前，非漢族的皇帝在這塊土地上已經出現過不少：東晉之後的十六國直到北朝，五代十國中的一些政權，遼、金、元……百姓也像接受漢族皇帝一樣接受了他們，並沒有因為皇帝不是漢人而引發激烈的民族衝突。清朝本來也應該能夠像這樣在滿漢之間相安無事的。可是，一道薙發令立刻使這一切改變了。這使全國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家庭都感到受了侮辱，因為此舉使他們感到，這已經不再是那種同他們關係不大的改朝換代，而是被征服，是當了亡國奴，想做一個中立的百姓也不可得了。不少人無法忍受這種侮辱，拒絕薙發，因而被殺。這成了一場以每一個漢人為對象的戰爭，這是一頁血跡斑斑的曆史。從此，少數統治的滿族和多數被統治的漢族之間，有了永遠無法消釋的隔閡。當然這也成了中國社會一個很大的不安定因素。當時就有人看到了這一點。明朝降臣人清做了大官的陳名夏私下對人說：“留發複衣冠，天下即太平”。（《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雖說這話後來成了他被處死的罪證，卻不能不認為是說得很對的。薙發令，再加上持續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確實使漢人在一段時間內懾服，不敢言而敢怒，而仇恨之心，可說是與清王朝相始終。波及十餘省、持續十餘年的太平天國戰爭，即以蓄發為標誌。章太炎以中華國民軍政府名義起草《討滿洲檄》，曆數清廷罪惡，其中第十四條就提到：“往時以蓄發死者，遍於天下，至今受其維係，使我衣冠禮樂，夷為牛馬。”這篇檄文提出的政綱：“掃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頭一條即以反滿為號召，反映了滿漢矛盾之深。尖銳的滿漢矛盾，也是光緒維新必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就錯過了一次通過溫和的手段實行改革的機會，終於使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如此看來，孫之獬奏請薙發，不但當時害死了許多漢人，並且從長遠說也給清廷造成了無可挽回的、致命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