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以欽差大臣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旨在驅逐阿古柏侵略軍，收複新疆。在這場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正義戰爭中，左宗黨率領的西征軍取得了重大勝利，使新疆全部歸回了中國的版圖。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從蘭州移駐肅州，命徐占彪部嚴守巴裏坤至古城一線，防敵北竄；命張曜部固守哈密一線，防敵東犯；命金順部駐軍濟木薩前線，待劉錦棠率主力到達後，即由北部向古牧地和烏魯木齊進攻。他根據阿古柏及其黨羽兵力分布情況以及清軍赴新疆作戰糧運困難、千裏運輸線易遭敵破壞等特點，決定采取“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的戰略。6月，清軍主力逾越天山，7月攻擊濟木薩，打響了收複新疆的第一槍。遂後突襲黃田，猛攻古牧地，並乘勝收複烏魯木齊及天山以北的大部城堡。此後，冬季來臨，大雪封山，左宗棠耐心說服“急思開拔”、進取南疆的將領，明確指出“大抵進兵南路，又是緩進爭戰之局”令部隊利用冬季，肅清殘敵，就地征集糧秣，進行休整，準備次年春天向南疆進軍。1877年4月，左宗棠以60個營、3萬餘兵力，從西北和東北兩路向吐魯蕃進攻。西北路指揮劉錦棠連克達板城、托克遜，與東北路徐占彪、張曜會師與吐魯蕃城下，經激戰，收複該城，阿古柏絕望自殺，白彥虎化裝潛逃。至此，阿古柏在達板、吐魯蕃、托克遜地區的所謂三角防禦，全部被清軍摧毀。在收複吐魯蕃之後，左宗棠因天氣炎熱，未隨即向南進軍，而等至秋後天氣轉涼後，再進行下一戰役。1877年9月，左宗棠將休整過的精銳部隊組成兩個兵團，由托克遜成梯次隊形出發，“一月驟馳三千餘裏”，收複喀什噶爾等南疆八城，白彥虎等率殘部逃人俄境。到1878年1月，新疆除伊犁地區外，已全部收複。
略定南疆八城後，左宗棠即全力實現收回沙俄侵占的伊犁的既定目標。他在新疆認真進行軍事部署，準備以武力收複伊犁，使清廷代表在中俄談判中，有軍事力量為後盾，終於推翻了崇厚草簽的賣國條約，收複了伊犁九城等地區，為祖國保全了新疆這一塊一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疆土。
左宗棠是中國近代史上屈指可數的擁兵重臣，他親自參與謀劃指揮了許多戰事，軍事言論涉及範圍也較廣，軍事思想富有創建。特別是海防與塞防並重的國防戰略思想。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後，在世界資本主義列強開始奪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領土的大高潮中，中國的邊疆地區普遍發生了嚴重危機，特別在新疆地區和東南海疆，入侵活動極為頻繁。在國家、民族遭受危機的情況下，清政府內部展開了一場有關海防與塞防的國防觀點之爭。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李鴻章因負有海防之責，並想乘機建立由他控製的北洋海軍，加強其政治地位，主張國防重點在海防，不在西北邊防，應放棄祖國西陲重地防禦，移“西餉作海防之餉”。這些論點，在客觀上符合了英、俄帝國主義蠶食鯨吞新疆的需要。以左宗棠為首的一派愛國官僚，則堅決反對李鴻章以犧牲塞防來加強海防的主張，認為“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強調先進兵新疆。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背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又說：如果專力海防，新疆“不西為英並，即北折而人俄耳”，塞防不力，則又“無益海防而挫國威，且長亂，此必不可”。左宗棠年輕時研究過《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新疆識略》、《海國圖誌》等書，形成了強烈的愛國思想，特別關心祖國安危，他堅持的海防與塞防並重、先收複新疆的國防戰略觀點，能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來衡量新疆在戰略上的重要性，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客觀上也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
由於左宗棠力排時議，據理辯爭，以及朝廷內文祥等樞臣們的支持，清政府摒棄了李鴻章等反對的議論，采納了左宗棠的意見，令左宗棠全權指揮“關外兵事、餉事並轉運事宜”，主持收複新疆大計，遂使左宗棠的戰略主張得以在內外一致的局麵下付諸實施。
左宗棠在重視塞防的同時，對海防建設也有不少出色的見解。他認為海防建設“不可一日馳也”，但必須重點設防，“如人一身，有氣隧、血海，筋脈、包絡、皮肉之分，即有要與非要之別。天津者，人之頭頂；大江三江人海口，腰膂也；各島之要，如台灣、定海，則左右手之可護頭項腰膂，皆宜嚴為之防；……此外視如髖髀，謂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1881年10月下旬，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兩江總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時值中法戰爭前夕。左宗棠到任後，積極籌劃海防，準備打仗。首先，他增強長江防務，以吳淞口為第一道關口，以白茅沙為第二道關口，以江陰要塞為第三道關口，節節設防，阻敵深入，其次，於1884年底，派王詩正等率恪靖援台軍偷渡法軍嚴密封鎖的台灣海峽，增援駐台清軍抗法，穩住了台北局勢；第三，螯頓閩江防務，在閩江各要隘增添兵勇，構築阻塞工事，樹立鐵樁，橫以鐵索，控製閩江航道。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在堅持海防、塞防並重的國防戰略主張，抗擊外來侵略的鬥爭中，看到了人民群眾是可以利用的力量。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他就建議“練漁屯、設碉堡，筒水卒，設水塞”，“合兵勇一體”，“行堅壁清野之策”，使“海上屹然有金湯之固”。左宗棠在兩江總督任內，還在江蘇、福建沿海大辦漁團，將漁戶組織起來，日夜操練，視為防海的重要力量。這與左宗棠在收複新疆時，把人民群眾分散的、自發的反阿古柏政權鬥爭彙集成有組織、有計劃的反侵略戰爭的做法，在利用民力的指導思想上一致的。這表明他對人民群眾在反侵略戰爭中的作用有某些感性認識，這種思想遠遠高居於一般封建官僚所謂“防民甚於防寇”的思想之上。
左宗棠用兵謹小慎微而又老謀深算，他年青時自比諸葛孔明，“常自署葛亮”，諸葛亮一生用兵謹慎，毫無疑問對左宗棠軍事思想基礎有重大影響。二十九歲那年，曾作《料敵》、《用間》、《善後》等諸篇論戰製敵之書，闡述了審己量敵，不盲目用兵和注重後路的穩慎思想。在鎮壓太平軍作戰中，他多次強調“步步為營”；在收複新疆戰役中，采取“緩進急戰”的作戰方針。在平時，左宗棠常以“慎”字教誡部下，在作戰中，更是提醒前敵將領“慎之又慎”；在他的函牘批劄中，也常可見到“當慎以圖之可以無患”，“戒慎之心，未可一刻忘也”等字句。總之，在其30多年的軍事鬥爭中，始終主張和實行著一個“慎”字。他說，“慎之字，戰之本也”，可以說“慎戰”集中代表了左宗棠的戰役戰術思想。
左宗棠的“慎戰”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審己量敵，決不貿然用兵。左宗棠在籌劃戰役戰鬥時，極為重視敵情偵察和地形勘察工作，對敵人的一舉一動，包括當麵之敵將領的性情、素質、用兵特點等，都要反複揣測。他認為，“用兵一事，在先察險夷地勢，審彼己情形，而以平時知將土長短應之，乃能稍有把握，”強調“平時用兵，親臨前敵，於地勢賊睛軍情審之又審，盡心力圖之，可免貽誤叼。因此，隻有在雙方情況比較明時，他才決定是否交戰。
（2）穩打穩紮，慎於前攻後顧。在軍事部署上，強調掃清前路，鞏固後路，“慎於前攻，亦當慎於後顧”，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對於前路，他慣於采取“穩打穩紮”，每逢行軍，或追擊逃敵，特別是在複雜地形作戰，總是派一部兵力搜索前路，沒有敵人埋伏攔截，才肯前進。另一方麵，左宗棠又認為“凡戰事總須嚴防後路，最忌一瀉無餘”，因此，“惟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後路，後路毫無罅隙可尋，則轉運常通，軍情自固，然後長驅大進，後顧別無牽製，可保萬全”。根據這一思想，左宗棠每收複一地，即著手鞏固一地；每行軍作戰，總是設法防敵抄襲後路，“務使蟣蟊搔除，方免牽製之患”。夏忻說，左宗棠用兵時，對“未得之地慎於前攻，不可輕犯賊鋒，以墮詭計。己得之地慎於回顧，不使賊出我後，頓棄前功”。
（3）緩進急戰，耽遲不耽錯。左宗棠在作戰指導上主張“緩進急戰”。所謂“緩進”，就是戰前作好充分的準備，完成周密部署，戰役準備沒有完畢，寧可暫緩發起攻勢，決不輕舉妄動，鑄成過失，所以他常說“耽遲不耽錯”；所謂“急戰”，是因糧糈有限，戰機有變，因此一旦準備完畢，確有勝利把握時，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速戰速決，盡快結束戰鬥，避免被動，所以他又常說“以速補遲”。在收複新疆時，左宗棠前後用了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進行各方麵的準備工作，由於準備充分，因此西征軍向敵發起進攻後，隻耗時半月，就收複烏魯木齊以及天山以北的大部城堡。可見左宗棠的“緩進”與“急戰”密切相關，是以“全勝”為核心的作戰指導之下的兩個戰役步驟，沒有周到的準備、即所謂“緩進”，便沒有速戰速決的“急戰”，隻有“緩進”，才有“急戰”。
孫子認為，舉兵十萬，日費千金，不具備足夠的戰爭費用、糧食、器械、車馬、用具等基本條件，是無法進行戰爭的。賽奧·沃格爾森也說：“後勤就它與戰略的關係而言，具有動力性質，沒有這種動力，戰略構想不過是紙上談兵”。同樣，左宗棠也十分重視後勤對戰爭的影響，無論是他出山充當幕客時，還是直接統兵打仗時，都把“用兵必先籌餉”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他在西北“剿”撚平回、收複新疆等多次戰役中，親自負責後方補給，在解決後勤供給上做出了特殊的建樹。
左宗棠早期的軍事活動，主要在長江以南地域，這裏兵源充足，財賦收入廣。但自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後，左宗棠基本上是在西北指揮作戰，與江南財賦之鄉相比，不僅軍餉難籌，而且一切軍需“饋運奇艱”，出現了“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籌轉運尤難於籌糧”的窘困局麵，部隊有時連鹽菜、馬幹、官兵一年關一月滿餉的餉銀都發不出來。很明顯，“糧運兩事，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鈍遲速，機括全係乎此”。在這種情況下，左宗棠一方麵多次奏報朝廷，陳請撥餉，另一方麵，以大量的精力就地解決燃眉之急，保證西北戰事順利進行。左宗棠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兩條：
(1)屯田生產，且戰且耕。1867年，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督辦陝甘軍務，他根據對西北情況的考察認為，“自古邊塞戰事，屯田最要”，“駐軍其間，自非力行屯田不可”，提出開設屯田總局，解決一部分軍糧。起初，屯田隻為兵屯，以營為單位，就近指地屯收，種糧種菜，生產任務主要由老弱疲乏者擔任，主力部隊仍隨時執行作戰任務。後來，又組織了民屯，生產糧食，以便就近購糧。這樣，既籌集了一部分軍糧，又不至於增大當地百姓的負擔，這與那些就地掠食，絲毫不顧及百姓的舊軍隊傳統作風相比，真可謂開明進步。隨著軍事的進展，左宗棠率領的楚軍，可以說在哪駐防，就在哪裏屯田，並把屯田從陝、甘推廣到新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軍儲之急。1874年，左宗棠命令西征軍的前鋒部隊張曜統率所部嵩武軍馬步十餘營進駐哈密，開荒籌糧，且耕且戰，經過不到一年的努力，開荒二萬餘畝，收獲淨糧約九十萬斤，足供張曜所部食用二個月。
(2)精心安排運輸力量。左宗棠率軍出關入疆作戰，所需軍糧主要還是由關內供給。遙遙千裏路，又多戈壁，如何才能將糧食運抵前線?選用恰當的運輸工具是個很關鍵的問題。左宗棠曾就用馬車還是用駱駝運糧算過一筆細賬。他認為，從肅州運糧到哈密有二十四站、二千二百餘裏的路程，如以一車一夫兩騾運糧，需行走三十餘日，在這三十餘天中，每一頭騾一天需料八斤，一名車夫需糧二斤，而一輛車運糧最多不過六百斤，這些糧食隻僅供一車一夫二騾吃到哈密，那還有餘糧再運到巴裏坤?但如果改用駱駝運糧，1人可牽管五頭駱駝，駱駝耗糧甚少，“駝行三十日而所負之糧尚可稍餘以濟待餉之軍”，所以運糧宜多用駱駝。這種見地，表現一個軍事家諳熟地理天文，精於計算的素質。在左宗棠的親自主持下，清軍用駝運糧一年，節省運費、腳費甚多。除了屯田、轉運之事外，左宗棠還親自過問采運槍炮彈藥，籌措款項，在陝、甘、新等地築路築城，製造軍火，還利用西北豐富的羊毛資源，籌建了甘肅織呢總局，利用新式機器挖金采礦，還疏通河流，開渠鑿井，提倡種棉植樹，育蠶繅絲，整理鹽務，茶務和幣製。這些措施，不僅較好地解決了西北軍事活動需要和軍餉不足的矛盾，保證了前線部隊口糧的供應，未因後勤補給而影響作戰任務的完成，而且也為鞏固西北國防提供了可靠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