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韓愈出生於一個小官吏家庭。他3歲喪父，由長兄韓會撫養，後韓會也去世，就由大嫂撫養。少年時代孤苦伶仃，促使韓愈發奮苦讀，認真學習儒家典籍。
19歲時韓愈到長安應舉，由於沒有背景，屢試不第。後來在貞元八年(792年)才中了進士。此後的吏部考試又是三試不中，韓愈隻得到汴州、徐州任觀察推官，過了四年不得誌的幕府生活。
為了謀求仕途上的成功，韓愈不得不奔走於達官貴人之間，上書獻文，歌功頌德，說了很多違心的話，這些都表現了韓愈卑躬屈膝庸俗的一麵。幼年的貧苦生活，使韓愈執著於功名利祿，但是他心中仍有正直知識分子為天下的一麵。當他做了監察禦史後，直言進諫，關心百姓疾苦，結果被貶為陽山令。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他曾向古文先驅梁肅學習，後與柳宗元、劉禹錫等互相探討論辯，共同推動了古文運動的蓬勃發展，打破了魏晉以來作文在體裁、結構、技巧方麵的模式，適應了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需要。
韓愈提倡“文以載道”。他的大部分文章具有豐富的現實內容：同情勞動人民，暴露統治階級的罪惡，歌頌英雄人物，探討為文之道,為受壓抑的寒士鳴不平等，在古文運動的實踐上獲得了巨大成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韓愈與柳宗元這兩位文學大師，在古文運動中互相支持。韓愈作《毛穎傳》，以寓言形式諷刺當時的執政大臣，柳宗元給予熱情讚揚；韓愈也向人推崇柳宗元的文章，先後寫了《柳子厚墓誌銘》、《柳州羅池廟碑記》，稱頌柳宗元的文學貢獻和政績。
在順宗任用王叔文集團進行永貞政治革新運動時，韓愈站在豪門世族的立場上反對改革，他還對柳宗元參加革新運動提出批評。在這場政治運動中，韓愈是站在阻礙進步的守舊立場上的。但是作為一個有著關心黎民思想的正直官吏，韓愈在很多時候是進步的。韓愈在平劉辟之亂後寫了《元和聖德詩》來表達他維護統一的願望。在兵部侍郎府內，他勇敢地完成平定鎮州王廷湊叛亂的任務，表現了臨危不懼、積極維護國家統一的精神。韓愈還具有愛民的思想。他在做陽山令時，愛民如子，以至“民生子多以其始字之”。在潮州時，他感於鱷魚為害百姓，寫《祭鱷魚文》，表達了對人民的關心。韓愈在從潮州遷為袁州刺史時，解放奴隸700多人。這些都表現了韓愈為天下蒼生的政治理想。
韓愈曾和柳宗元作過一場唯物論和唯心論的論辯。柳宗元作《天說》批判韓愈不能賞功罰過的唯心論天命觀。這一點上，韓愈的思想是錯誤的。
但是韓愈提倡滅佛，又是他思想上的光輝之處。元和十四年，韓愈上《論佛骨表》反對憲宗迎佛骨入宮內供奉，他認為這樣隻能危害社會，不能求得長生。這下觸犯了憲宗，幾乎要將韓愈殺頭，幸虧裴度等救援，韓愈才免死貶為潮州刺史。韓愈的這一行動在中國哲學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韓愈一生，總的來說是瑕不掩瑜。他領導古文運動所做的貢獻，他為民愛民的精神，他勇敢辟佛的行為，使他成為一位曆史上的偉人。但其中最為顯著的是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運動的領袖，被蘇軾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他在文學史上是一座高峰。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踐了他的理論，所做賦、詩、論、說、祭文、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昌黎先生集》中，主要有以下幾方麵內容：
一是論說文，論說文在韓愈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種類型，是以明儒道、反佛教為主要內容的長篇和中篇。如從現實的政治、經濟觀點著眼的《原道》、《論佛骨表》，從哲學觀點立論的《原性》，從傳道授業角度說理的《師說》等。這類文章，大都格局嚴整、層次清晰。又一種類型，是一些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概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用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的問答形式和幽默筆觸，表現自己的坎坷遭遇，嘲諷社會上的庸俗習氣，構思奇特，鋒芒畢露。再一種類型，是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如書信體《答李翊書》、《與馮宿論文書》，贈序體《送孟東野序》、《送高閑上人序》等。《送孟東野序》是韓愈為好友孟郊送行而寫的文章。在文中，韓愈表達了對朋友的不幸遭遇的同情，而且以自然界和人世間的大量事例，說明了“不平則鳴”的道理。作者還勸孟郊要珍惜自己的才華，字裏行間表現了對統治者不善於用人的委婉批評。
二是敘事文，敘事文在韓愈散文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其中一種類型，是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的體裁，歌頌唐王朝平安藩鎮叛亂的業績。另一種類型，是繼承《史記》曆史散文傳統的，如《張中丞傳後敘》刻畫英雄人物形象，敘事、議論、抒情相融合，為公認的名篇。此外，學習《史記》、《漢書》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清河張君墓誌銘》等，亦為一種類型。為友情深厚的文學家而作，能突出其不同特色的，如《柳子厚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等，又是一種類型。
三是散文，抒情文中的祭文，表現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寫，突破四言押韻常規的，如《祭十二郎文》，是一種類型；表現朋友交誼、患難生活，用四言韻語寫的，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又是一種類型。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具有小說意味，但和當時一般傳奇小說仍有區別。《毛穎傳》多少帶有作者的身世感慨，《石鼎聯句詩序》被有些人認為是譏諷當時宰相之辭。這類作品，時人“大笑以為怪”，而柳宗元獨以為奇(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答楊誨之書》)。柳宗元也寫了幾篇類似的文章。
四是詩歌，韓愈的詩也有獨特成就，向來亦稱大家。其藝術特色，主要表現為奇特雄偉、光怪陸離。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一類詩，不僅是“怪怪奇奇”的幾幅“西藏曼荼羅畫”(沈曾植評《陸渾山火》詩語)，而且具有深刻的時代現實內容。那種雄奇境界，也存在於不少寫景詩如《南山詩》、《嶽陽樓別竇司直》，抒情詩如《孟東野失子》等作品中。另外還有一些反映社會現實、關心政治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長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贈……韓林三學士》，繼承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的傳統；短篇如《汴州亂》，接近白居易、張籍的風格。一些寫景詠物詩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詩如《題驛梁》、《答張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事雕繪、本色天然的特色。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南解縣(今山西運城縣解州鎮)，生於長安。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古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
柳宗元所屬的河東柳氏，是中國北方一支著名的士族，但到柳宗元所在的時代，其勢力已漸衰微。柳宗元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刻苦勤奮，見解開闊，13歲時就寫下了《賀平李懷光表》這樣難寫的文體。這篇文章氣勢不凡、措辭練達。小小柳宗元出手不凡，馬上獲得“奇才”的讚譽。
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與好友劉禹錫一同考中進士，三年後又中博學宏詞科，由此步入仕途。
這一時期柳宗元仕途順暢，在文壇上也頗負盛名。他家學淵源深厚，所寫文章縱古論今，氣勢宏大，當時的士人仰慕其文名，紛紛登門求教，柳家常常門庭若市。
永貞元年，唐順宗重用王叔文主持政務，推行新政。王叔文領導“永貞革新”，打擊宦官和豪強，以維護唐王朝的統治。這一革新運動和柳宗元的實行仁政民本的政治主張相吻合，於是他便積極投身其中，與劉禹錫等成了推行新政的核心人物。但是新政嚴重觸及了宦官、官僚和藩鎮的利益，在他們的聯合反對下，新政僅曆時100多天就告失敗。柳宗元等八人因此被貶為邊遠各州司馬，史稱“八司馬事件”。
元和元年(806年)，柳宗元舉家來到人煙稀少、野獸出沒的任所——永州。新政失敗造成的心理創傷，再加上水土不服、生活艱苦，柳宗元抑鬱寡歡，疾病纏身。但是，險惡的環境和政治上的不得誌，使他有機會接觸到最下層的勞動人民，他寫下了名篇《捕蛇者說》，借以抨擊官府橫征暴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他還寫下了遊記散文《永州八記》，通過精妙的文字，表達了作者對生活的熱愛，對後世有著極大的影響。
在永州十年的貶謫生活中，柳宗元移心寫作，發憤著述，身體力行地投入古文運動。他和韓愈一起，努力把文體從駢體中解放出來，著意用散文文體進行各種體裁創作的活動，從而奠定了唐宋實用散文的基礎。
柳宗元用散文體寫的論文，重要的有《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封建論》等。他還與韓愈、劉禹錫等人進行學術交流和學術討論，創造出新文體創作的氛圍。
柳宗元還創造性地使寓言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他用散文體寫就的寓言《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具有非常高的品位，是我國古代寓言的珍品。
柳宗元以其在散文領域取得的全麵的劃時代的成就，和韓愈一起被世人並稱為“韓柳”，視為散文史上的兩座豐碑。他的創作，為中國文化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結束貶官生涯，被召回京師。但因為政敵的排擠，他被派往更偏遠的柳州任刺史。
在柳州任上，柳宗元廢除奴俗，對已經淪為奴婢的，自己出資為他們贖身。他還發展生產，鑿水井，修城池，廣植樹，使柳州的經濟得到了發展；他還發展教育，興辦學校，改變了柳州落後閉塞的狀況。全國各地的學子欽慕柳宗元的才名，不遠千裏前往柳州向他請教。
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已病入膏肓，在京師朋友的努力下，唐憲宗同意將他召回京師，但在詔書到達柳州之前，這位文學大師含冤而逝。柳宗元以其在文學上的造詣，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因為柳宗元有德於民，柳州百姓在他死後為他修建了“柳公祠”和衣冠塚，以寄托人們的哀思。
柳宗元的《河東先生集》共45卷，外集二卷。包括論說、寓言、傳記等五類文體。
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章，以及議論為主的雜文。其特點是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論文的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等為政論的代表作。
寓言繼承《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春秋時期的傳統，並有新的發展。多用來諷刺、抨擊南昌當時社會的醜惡現實，推陳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種動物擬人化的藝術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達政治見解。代表作《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組成的《三戒》，其中《臨江之麋》諷刺了那些仗勢欺人的走狗，他們隻要沒有靠山，就成了一群無用的廢物，任人擺布。《黔之驢》諷刺了那些外強中幹的人，沒有真才實學，卻要四處炫耀。《永某氏之鼠》則諷刺了那些利用社會或者個人的關係作掩護，從而肆無忌憚、無惡不作的人。他們就像老鼠一樣危害著整個社會的穩定與人民生活的安全。另外，《羆說》等篇嘲弄貪婪無厭、虛聲惑眾的人，同樣嬉笑怒罵，因物肖形，表現了高度的幽默諷刺藝術。
傳記文繼承《史記》、《漢書》的傳統而有所創新。一種是寫英勇正直的上層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狀》，刻畫了段秀實勇於與強暴者鬥爭和真切關心人民疾苦的動人形象，又描寫了驕兵悍卒的無賴形態和虐民罪行，文章寫得生氣勃勃，向來與韓愈《張中丞傳後序》並稱。又一種是寫下層被壓迫人物的，如《梓人傳》、《種柯郭橐駝傳》、《童區寄傳》、《宋清傳》、《捕蛇者說》等，以進步的政治立場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有誇張有虛構，似寓言又似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