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他的文章，內容範圍很廣，哲學、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化、倫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從實際出發，有批評，有建議，批評則尖銳直率，觸及時弊，建議則獨具慧眼，切合國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幾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發人深思。杜亞泉的政論文章中，常有一些獨到的見解，給人以啟迪。
例如他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生的原因》一文，談到中國社會過剩的勞動階級，即曆史上的遊民階級力量強大，他們有時與過剩的知識階級中的一部分結合，對抗貴族階級勢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們自己也就逐漸貴族化了。這種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會革命，隻可謂之帝王革命。而中國的知識階級，今日“尚輾轉於貴族遊民二階級之勢力中而不能自拔”，“達則與貴族同化，窮則與遊民為伍”。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於社會革命，則是缺乏發生的社會基礎。
文章指出：“歐洲之社會革命，其基礎於哲學上之思想，既深且遠；其關於生產上、政治上之運動方法，又甚周備，即吾國之知識階級中，亦罕能言之；勞動階級中，更無從得此知識，其不能發生自無疑義。”他斷言：“若今後之知識階級，猶不肯斷絕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於產業階級、勞動階級中以與之結合，而惟與貴族化之遊民為伍，則貴族勢力與遊民勢力，將日益膨脹而不可製，何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可言?”
按現在的話說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若隻知謀求個人政治上的發展，而不與產業階級、勞動階級相結合，則中國將談不上什麼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在《未來之世局》一文中，他預見“國家的民主主義末期……社會中發生一有力之新階級，即有科學的素養而任勞動之業務者。此等科學的勞動家，以社會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國家社會間一切機關、職業，悉落於勞動家之手”。此時的政黨，“無複可施之伎倆”，而軍隊也“不得不撤除”，戰爭“不得不停止”；“於是國家的民主主義，一變而為世界的社會主義”，“人類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給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進其福利，皆為社會事務。”
在《中國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預言，我國的新勢力，在於那些“儲備其知識能力，從事於社會事業，以謀自力的生活”，“標準於舊道德，斟酌於新道德，以謀個人之自治”的人。
這一類年輕有為之士，“懲於戊戌以來諸先進之種種失敗，始有所覺悟，於是去其浮氣，抑其躁心，乃從社會生活上與個人修養上著手。將來此等青年，益益遍布……當舊勢力頹然傾倒之時，其勢力自然顯露，各方麵之勢力，自然以此勢力為中心，而向之集合。”“現今文明諸國，莫不以中等階級為勢力之中心，我國將來，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則吾人之所深信者也。”
這就是說，他認為我國的新生力量，在於努力掌握知識能力，潛心社會事業，關心國家前途，有道德、有覺悟、不浮躁、講實幹的年輕一代。
又如在《減政主義》一文中，他指出：“一國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會之安寧，維持社會之秩序，養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順其發展之進路而勿障礙之，即使社會可以自由發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貿貿焉擴張政權，增加政費，國民之受幹涉也愈多，國民之增擔負也愈速。幹涉甚則礙社會之發展，擔負重則竭社會之活力，社會衰而政府隨之”。這種理論，不正與我們改革開放後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內涵相暗合嗎?
深入研究杜亞泉的文章，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杜亞泉不僅在自然科學方麵是一位先驅，而且正由於他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貴的科學思維的方法與習慣，使他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也能嚴格遵守實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維方式，從而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他以西方哲學中的“接續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認為曆史是繼往開來、不可割斷的，故在政治上主張調和，主張開進與保守(這裏的“保守”指“不事紛更，而非力求複古”)相結合。他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專製，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他對社會改革是真誠而堅定的，但是他主張漸進而反對激進。
在任《東方雜誌》主編期間，杜亞泉還翻譯了大量日本國的以及通過日文轉譯的西方國家的專著、評論和各種重大事件的報道。例如《東西洋社會根本之差異》、《美國之新國民主義》、《墨西哥革命成功之偉人》、《日本明治時代之進步》、《歐美社會黨之消息》、《婦女參政權運動小史》等。
據章錫琛回憶，他還經常在《東方雜誌》上介紹摩爾、歐文、傅立葉、聖西門等的空想社會主義，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和叔本華的《處世哲學》等全部譯出，分期刊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於1912年翻譯過日本著名社會主義理論家幸德秋水所著的《社會主義神髓》一書，連載於該年5月至9月的《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一號至第九卷第三號，後被收入《東方文庫》叢書，單本發行。此文在《東方雜誌》發表時，較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8月還早8年。
杜亞泉是一個十分重視理性思維的人，他始終堅持自己經過認真思考後得出的觀點。他又是一個好辯善辯的人，平時常與一些好友同事相聚評論時局。據當時一起在座的周建人等回憶：杜很愛講話，講起來總是興致勃勃，精神十足，嗓音很高；每次交談，常涉及各種問題，科學的、社會的；他的意見常和別人不同，爭辯起來，總是他的聲音蓋過別人，他那蒼老的外貌反差很大。周建人還說，杜在與人爭論時，“總是一麵點著頭，將說畢時還帶著笑，這笑透進對方的心裏，會使人覺得自己的判斷不正確起來。”
杜的這種性格，在他主政《東方雜誌》以後，就不可避免地卷入與人的筆墨論戰。這種論戰，有文字可考者，最早為1918年與陳獨秀關於東西文化問題的論爭，以後是1919年底與蔣夢麟的關於何謂新思想的論爭，1920年與餘雲岫關於中西醫學的論爭，1927年初與李石岑的關於新舊倫理觀的論爭，以及1927年10月與朱光潛的關於情與理的論爭等。
這些論爭具體內容雖不同，但從實質上看，都是圍繞兩個根本問題展開的：一個是東西文化問題，一個是理性問題。而這兩者又是有關連的，杜亞泉對東西文化的態度和觀點，也是他理性思考的結果。茲分別介紹如下：
杜亞泉與陳獨秀關於東西文化問題論爭的焦點，是如何看待我國的傳統文化和當時傳入的西洋文化，以及如何處理兩者的關係。杜亞泉認為要振興中華，必須吸取西洋文明，但反對一切照搬、全盤否定本國的傳統文化；認為東西方文化應該取長補短，融合調和。陳獨秀則主張徹底鏟除我國傳統文化而以西方文化取代。
杜亞泉雖然早年也是十分醉心於西方文化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被戰爭觸目驚心的現實所震驚，思想發生重大變化，意識到不能再盲目崇拜西洋，並反過來重新審視中國固有文化，覺得我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足以彌補西方文化之不足者。
1917年，他在《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一文中，分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以為其經濟目的不在充足社會生活所需要之資料，而在滿足少數人生活之欲望。因而生產過剩，競爭激烈，軍備擴張，物質主義大熾，推而演之為強權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甚至戰爭萬能主義。“道德不道德之判決，在力不在理”，“戰爭之責任，不歸咎於強國之憑陵，而諉罪於弱國之存在。”所以，他認為世界大戰的爆發，在於西方國家的經濟衝突，及與之相應的思想觀念。
他對我國人民傳統的愛和平、講中庸、尚仁義、重民本及均貧富等思想是很推崇的，這也是他認為我國傳統文化可以救西方之弊的因素。當然，他也很明白，不學習西方，不足以救中國的貧弱，所以他一再強調對本國的傳統文化必須有“確信”，但又不能“自封自囿”，而要“以彼之長，補我之短”。
1918年4月，杜亞泉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迷亂的現代人心》，批評了西洋文明在我國產生的一些不良影響，認為要救濟中國，絕不能完全依靠西洋文明，而在“統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係統者則明了之，其間有錯出者則修正之。一方麵盡力輸入西洋學說，使其融於吾國固有文明之中”。同年6月，《東方雜誌》又發表了錢智修和平佚著譯的文章，他們都肯定中國傳統文化而批評西方文化的缺陷，這就大大激怒了一味崇尚西洋的激進派。
同年7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一文，明確表示“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兩者根本相違，絕無折中之餘地”。“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國情等鬼話來搗亂”。接著，陳又先後於同年9月和次年2月，接連在《新青年》上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和《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二文，對杜等進行了嚴厲抨擊。
杜亞泉雖於同年12月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答〈新青年〉雜誌記者之質問》予以回駁，但由於商務印書館當局顧慮與當時徹底反傳統的主流思潮相衝突會影響該館的聲譽及營業，竭力勸杜亞泉改變觀點，停止反駁，並決定改換《東方雜誌》主編人選，杜被迫隻好於1919年底辭去《東方雜誌》主編之職。
此後，杜雖未再直接對陳作出回應，但仍通過發表文章闡明自己的觀點。例如，他在辭去主編前，在《東方雜誌》發表《新舊思想之折衷》一文，明確表示：“現時代之新思想，對於固有文明乃主張科學的刷新，並不主張頑固的保守；對於西洋文明，亦主張相當的吸收，惟不主張完全的仿效而已。”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中國既為人類之一部分，對世界未來文明之創造，亦應有所貢獻。“苟以科學的法則整理而刷新之，其為未來文明中重要之一部分，自無疑義。”可見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信念是很堅定的。
現在看來，杜亞泉和陳獨秀當時都在為尋求救國救民之道而努力，不過杜代表的是穩健的中年知識分子，而陳代表的是青年中的激進派。有人說他們之間的矛盾是提倡新文化與反對新文化之爭，這是不當的。武訓
清朝光緒年間的一天，山東堂邑縣的一個大戶人家的門口來了一位衣衫襤褸、形貌醜陋的年輕乞丐。這個乞丐時而唱著乞討的段子，時而裝扮成豬狗的模樣，時而又學驢叫。由於表演技藝不怎麼嫻熟，引得眾人一陣陣哄笑。而他絲毫不以為意，用沙啞的嗓子唱道：“我乞討，我積錢，修個義學為貧寒。”旁觀眾人中有識得此丐的，紛紛搖頭，“乞丐還想興修義學，這不是癡人說夢麼?”
這不是武俠小說裏的情節，這個乞丐也不是洪七公這樣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訓，他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這個平凡的乞丐，卻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為，名垂青史而為後人稱揚。在中國曆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大概隻有武訓先生了。武訓的事跡對中國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響甚巨。而在他死後五十多年後，因他而起的那一場狂卷中國知識界的暴風驟雨，更會令人感歎曆史風雲的詭譎無常。
武訓是清末堂邑縣武莊（今屬冠縣）人，生於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訓原本沒有正式名字，他和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都是那種“窮得連名字都沒有”的貧民。因在家族同輩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訓這個名字實際上是個賜名，在他老年時，朝廷為嘉獎他的興學義舉而給他取名為“訓”，以示朝廷對他創辦義學來訓導貧苦學生的支持和鼓勵。
武七自小家境貧苦，7歲喪父，隨母親乞討為生。每次隨母親路過學堂的時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駐足良久，他總是為裏麵的朗朗讀書聲深深吸引。然而在當時，就武七的家庭條件，上學隻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而已。
14歲後，武七多次到大戶人家當傭工，經常受到欺侮。辛辛苦苦幹完三年，到了領工錢的時候，大戶人家偽造了一本假帳，欺武七不識字，謊稱所有工錢早已支度完畢。武七據理爭辯，卻被誣為“訛賴”，並遭到家丁的毒打。氣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場，在破廟裏一連三天不食不語。思量之餘，武七方悟以往受盡欺辱，皆因吃了不識字的虧。他又想，周圍象他這樣的窮人還有很多，如果不念書，窮人永遠沒有出路。於是他萌發了興辦義學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