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誌。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標，武七便以貫穿其一生的苦行和執著來實現這個目標。自古以來，學堂除了官辦，就是民間殷實人家集資興辦。以赤貧之身而興義學之舉，曠古未聞，其難度可想而知。一個乞丐，不圖名，不為利，抱有這樣的大誌，固然值得佩服，然而，這個誌向對他來說是不是過於“遠大”？可以實現麼?
鹹豐九年（1859），21歲的武七開始著手實施他的“偉大”計劃，到各地去行乞集資。他頭發髒亂，麵目汙黑，爛衣遮體，但卻很快樂，一邊走一邊唱著自己編的歌謠，四處乞討，“邊乞邊傭”。幾年下來，這個苦並快樂著的乞丐，足跡所至，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每次討得較好得衣物和飯食，他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象一個苦行僧一樣，隻吃最粗劣的食物，邊吃還邊唱：“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他有時還象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吃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以取賞錢。他還將自己的辮子剪掉，隻在額角上留一小辮，裝扮成戲裏的小醜模樣，以獲得別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討，晚上紡線績麻，邊做活邊唱：“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在農忙時還經常給富人打短工，並隨時編出各種歌謠唱給眾人聽。另外，他還為人做媒紅，當信史，以獲謝禮和傭錢。
經過多年的辛勞，武七終於積少成多，存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錢。由於他居無定所，錢款無處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戶人家來存放。他打聽到本縣有一位舉人楊樹坊，為人正直，名聲很好。武七覺得這個人值得信賴，於是跑到楊府求見。由於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見，他便在大門口一跪就是兩天，最後終於感動了楊舉人。武七把乞討積錢、興義學之事原原本本敘述一遍，楊舉人大為感歎。楊舉人不但答應幫他存錢，並且表示要助他辦學。
隨著款項的增多，武七開始典買田地，備作學田。同時他以三分息給他人放貸，以獲得更多的資金。在他49歲時，武七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的財力了，可是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選擇享受，他繼續過著赤貧的生活。這時他覺得時機已經來臨，決定創建義學，於是他向楊舉人提出建義學之事，楊舉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武七應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光緒十四年（1888），武七花錢4000餘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來實現他的理想，在這三十年裏，他受盡苦難，但始終堅定的一步步邁向他的目標。學校建成後他親自到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家跪請他們任教，並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當年招生約50餘名，依循慣例分為蒙班和經班，學費全免，經費從武七置辦的學田中支出。每逢開學第一天時，武七都要先拜老師，次拜學生，這種儀式持續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師，他都請當地名紳相陪，而自己則站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待宴罷吃些殘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課的老師，他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跪求警覺。有一次老師睡午覺睡過了頭，學生在學堂內打鬧，武七徑直來到老師的房前，跪下高聲唱道：“先生睡覺，學生胡鬧，我來跪求，一了百了”。老師十分慚愧，以後再也不敢疏懶。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他下跪泣勸：“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就這樣，義塾老師對他十分敬憚，而學生也不敢有絲毫懈怠，大家都嚴守學規，努力上進，學有所成者甚眾。
光緒十六年（1890），武七與寺院合作，在館陶縣楊二莊興辦了第二所義學。光緒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積蓄，並求得臨清官紳資助，用資3000吊在臨清縣禦史巷辦起第三所義學。武七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資助都被他拒絕，他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
山東巡撫張曜聞知武七義行，特下示召見，並下令免征義學田錢糧和徭役，另捐銀200兩，並賜名武七為武訓。同時奏請光緒帝頒以“樂善好施”的匾額。武訓的絕世奇行轟動朝野。清廷授以“義學正”名號，賞穿黃馬褂。從此武訓聲名大振。
光緒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訓病逝於禦史巷義塾。根據《清史稿》的記載，“（武訓）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就這樣，武訓在眾學童朗朗讀書聲中含笑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五十九歲。
出殯當日，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遵照武訓遺囑歸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側。各縣鄉民自動參加葬禮達萬人以上，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一時師生哭聲震天，鄉民紛紛落淚。
陶行知先生的短詩《武訓頌》對武訓的一生做了概括，詩中這樣說：“朝朝暮暮，快快樂樂。一生到老，四處奔波。為了苦孩，甘為駱駝。與人有益，牛馬也做。公無靠背，朋友無多。未受教育，狀元蓋過。當眾跪求，頑石轉舵。不置家產，不娶老婆。為著一件大事來，興學，興學，興學。”
雖有人質疑武訓受賞黃馬褂一事的真偽，但武訓為朝廷隆重嘉獎、為時人稱頌卻是不爭的事實。清王朝當時已是大廈將傾、搖搖欲墜，仍令國史館為武訓的事跡立傳，這使得武訓和他的事跡倍受當世矚目。根據《清史稿》宣統本紀的記載，“己未，予積貲興學山東堂邑.義丐武訓事實宣付史館。”武訓的事跡後來被編入《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六孝義一節中。
所有武訓生前事跡，除了國史館已奉令為之立傳外，梁啟超先生還專門為他撰寫了十分精彩的《興學節略》，以資表揚。梁文中說武訓的義塾“行之數十年，弟子卒業而去者，不可勝數”，而他始終“日以兩錢粗饅終其身”。
文中最後總結道，“銖積寸累，惟以興學為事。殆所謂奇節瑰行，得天獨厚者歟！”梁啟超乃當時維新變法的領袖人物，又是知識界泰鬥，在他的倡導下，武訓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矚目。張默生《異行傳》裏也專有義丐武訓一節，宣傳他的事跡。
1903年山東巡撫衙門為武訓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訓祠，並立碑為紀。到了民國時期，為紀念清末聞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義學正”武訓，時任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先生撥款重建了武訓祠。
何思源還在武訓祠堂立了尊武訓漢白玉雕像，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據解放後當地曾見過武訓的老人們都說這座雕塑像酷似武訓本人，可惜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毀壞。1932年，當時的山東省主席韓複榘為紀念在臨清倡辦義學的武訓，建造了“武公紀念堂”，並在紀念堂兩側建造了兩個“武公紀念廳”。
辛亥革命以後，人們對武訓先生的行動及精神推崇備至，武訓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讚譽，他被譽為普及教育之先導，私人興學之表率，中國教育事業的楷模。蔡元培、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樸等民主人士，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段繩武、張自忠等軍界人物，陶行知、鬱達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讚頌，或題辭紀念，或為以武訓為名的義學捐款。
1934年，臨清縣武訓小學發起了武訓九十七周年誕辰紀念活動。參加這次紀念活動的人幾乎囊括了當時全國軍政要員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馮玉祥、於右任、鬱達夫、陳衡哲、何思源等社會名流紛紛用題詞、詩歌、散文、傳記等多種方式，對武訓的辦學精神給予了頌揚。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慶興起了紀念武訓誕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動。郭沫若、鄧初民、柳亞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學藝術家和社會各界愛國人士參加了紀念會。兩次紀念活動前後呼應。對於推廣武訓精神，發展民眾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價飛漲、教育經費緊張的時期，曾在全國提出“跟武訓學”的口號，要求大家做“集體的武訓”，艱苦辦學。
當時武訓的興學事跡被正式列入學校教科書中。全國共有七省三十多處學校以武訓名字命名。特別是“大量辦義學，急務此為最”的馮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間，在山東創辦了十五所武訓小學。後來陶行知創辦育才學校，張伯苓創辦南開學校都與武訓精神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全國甚至出現了武訓出版社、武訓街這樣的名稱。江蘇南通的一所師範學校還將武訓像與孔子像並列。山東民眾甚至稱其為“武聖人”，足見武訓在當時地位之高、影響之廣。
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曾發表過稱讚武訓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紀念武訓特刊上為武訓題辭：“武訓是中國的裴士托洛齊，中國人民應該到處為他樹銅像”。
同月6日，《新華月報》發表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樸、潘梓年等人紀念武訓的文章。為紀念武訓，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冀魯豫邊區政府曾明令將武訓的故鄉堂邑縣更名為“武訓縣”，柳林鎮更名為“武訓鎮”，並在武訓誕辰紀念日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鎮還創辦了武訓師範。
總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即1951年《武訓傳》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國不同社會階段的曆屆政權，對武訓和武訓精神的態度都是一致的。無論是在清王朝時期，還是民國時期，甚至在汪偽政權控製的敵占區裏，武訓都是正麵的、被讚揚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訓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辭典》中，因為他沒有文化，故稱他為“無聲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當時學習武訓精神蔚然成風。人們之所以如此重視武訓，這是因為武訓精神在當時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舊中國是個有著四萬萬人口的大國，而且是一個窮國，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興盛是一件關乎國運的大事。武訓辦學的實質是讓學堂的大門向所有人敞開，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轉向平民教育的偉大嚐試。從這個方麵來說，武訓是世人皆醉中的獨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覺者之一。盡管他是個文盲加乞丐，他的獨醒和先覺在有知識的人看來，也許過於質樸和簡單。
本質上，武訓走的是教育救國的道路。其興學活動多少反映了下層農民樸素的改良主義意願。盡管任何改良主義在近代中國最終免不了被顛覆被否定的命運，但從深刻而慘痛的曆史教訓來看，改良主義無疑是最優選擇，隻可惜中國屢屢與之失之交臂。武訓對社會底層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心和博愛精神，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仁者愛人”的傳統。
當時沒有人會把武訓精神狹隘的理解為隻有行乞來辦學才是武訓精神的真諦。事實上，人們把當時一切對教育有所助益的義舉和做為都稱讚為具有武訓精神的行為，並把那些竭盡全力推動民族教育的人稱為武訓式的人物。李雅卿
李雅卿1954年生於中國台北，籍貫台灣南投縣魚池鄉，致力於台灣教育改革，其主持的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劃曾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亞洲最好的另類教育之一”。
曾從事新聞記者工作約十年的李雅卿，因小孩和台灣教育體製衝擊所產生的教育問題，辭職在家教育小孩，並深入研究另類教育方法。在經曆過家長、教師和行政人員的角色，從威權體製教育的傳統中轉變為至力於實踐、宣場自主學習的經曆，使她能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教育，並有效地與人分享自主學習的概念，協助別人找出實踐的方法，使他們著手改變。1991年曾全家至德國一年，其後並出書記載德國教育和台灣教育的不同產生的反思。1994年創辦種籽學苑，擔任種籽學苑第一任校長。後創辦及主持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劃，也是自主學習促進會發起人，現任中華民國自主學習促進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