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希羅多德自己並沒有親自到過印度，他記下的是自己所聽到的東西，因此有些荒謬內容不可避免。但在他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了解到印度的富庶，這裏的人民栽種棉花(長在野生樹上的毛)，人們穿著棉織品：他還告訴我們，大流士皇帝在派人調查了印度河的入海口之後，征服了這塊土地，將這裏分割為一個行省和另一個行省的一個部分，並要求這裏的居民繳納黃金。希羅多德雖然沒有記下大流士征服印度的準確時間，但卻提示後人，早在波斯帝國興起之前，印度文明就已存在，印度就已是一個多民族的富饒之國。
10世紀時，一位阿拉伯學者比魯尼到達南亞次大陸，他發現，眼前的繁榮程度大大超過了過去所能見到的文字記載的繁榮程度。這一切大大激發起他探索這一文明源頭的欲望，可是在經過一番尋訪賢者、探查古跡之後，他悲觀地寫道：“印度人不十分重視事物的曆史次序：他們在述說國王的年代係列時是漫不經心的，當他們非說不可的時候，就困惑起來，不知說什麼好，他們總喜歡講故事。”他的看法成為後來許多接觸古印度文明的學者的共識，文明之源的探索便這樣長期停留在希羅多德的水平上。
1784年，離希羅多德撰寫《曆史》已過去了2000多年，一輪新的嚐試開始了。英國梵文學家、比較語言學家威廉·瓊斯倡導成立了“孟加拉亞洲學會”，對印度存在的大量古代梵文古籍進行翻譯和研究，“吠陀學”由此誕生。瓊斯對包括古梵文在內的東方語言有很深的造詣，在對《薄伽梵歌》、《吠陀》等文獻和西方古文字進行對比研究之後，瓊斯宣布這些遠隔千山萬水的居民使用的語言文字之間有著“姑表之親”的淵源關係，這激起了許多西方學者對古印度文明研究的熱情。
1806年，33歲的英國愛丁堡大學曆史教授詹姆斯·穆勒喜得貴子（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功利主義思想家約翰·穆勒），不過此時詹姆斯·穆勒並沒有因喜悅而忘乎所以，他開始了一項艱苦的工作——撰寫《不列顛印度史》。11年之後，這部凝聚著他心血的3卷本著作出版了。在這部巨著中，穆勒指出古印度文明的源頭可上溯到約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時期，這種觀點被西方學者普遍接受。但有不少西方學者怎麼也擺脫不了“西方中心”的思想，他們提出了古印度文明外來論。1922年出版的《劍橋印度史》就明白地寫道：“史前印度沒有什麼值得人們注意的考古發現，……南印度並不存在銅器時代，這一事實證明，當雅利安人攜帶銅器進入印度時，本地居民還基本上處於石器時代。”
由穆勒明確提出的古代印度文明始於吠陀時代的觀點是當時這一領域研究的一個重大成果。因為希羅多德稱印度河流域以東已經沒有其他國家，這顯然是錯誤的。吠陀文明早在希羅多德生活年代之前1000年就已興起，並興旺於恒河流域。因此，盡管許多印度民族主義學者堅決反對古印度文明外來說，但仍同意穆勒的古印度文明發端觀點。一百多年間，這種觀點一直占據著權威的位置。
然而神秘的印度又一次向人們隱藏了自己的真麵目，以恒河流域為中心的婆羅門教印度教文明是以印度河命名的次大陸文明之始，這一名稱上的矛盾是否暗喻著一種錯誤？當20世紀20年代人們把目光從恒河移向印度河的時候，世界才明白：所謂的權威觀點原來卻是一個百年之誤！
發現“死亡之丘”
印度河的上遊有五條大河，它們像五個指頭並列於旁遮普平原上，這裏土壤鬆軟，原是一片富庶的土地，但由於過度開發，氣候幹熱，植被稀少，放眼望去，滿目蒼涼。當五條河流終於合而為一之後，便奔騰而下，直貫入海。印度河及其支流年複一年定期泛濫，把過去的一切都掩埋在洪水帶來的泥土之下。
在今日巴基斯坦城市拉合爾西南不到200公裏處，有一個叫哈拉巴的地方。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裏的居民發現隻要從鬆軟的浮土上挖下去一點，就能找到一塊塊規則的長方形“石塊”，用來建築房屋真是再合適不過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挖掘這種免費建築材料的行列。
隨著開挖範圍的擴大，有人察覺這裏是一個過去居民區的遺址，那些“石塊”是用火燒製成的泥磚。1826年，英國探險家查理·馬森在沿印度河探險時來到這裏，當他看到那些殘牆斷壁時，立刻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座已經死去的古城，並猜想這可能是古羅馬曆史學家曾經提到的東方之城桑加拉。然而他的想法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5年後，另一位英國人亞曆山大·伯恩斯運送英國國王贈送給錫克族首領的5匹馬途經哈拉巴，對印度古代文化興趣濃厚的他特意停下來進行了一番考察，但除了得出和查理·馬森一樣的結論之外，他也沒有提出什麼引人注意的看法。
18世紀末到19世紀末對埃及和兩河流域地區的考古大發現，激發了人們對古代東方文明的濃厚興趣，人們開始從新的視角去看待那些存於泥土之下的東西。考古學在英國被十分看重，當大英帝國最終將印度納入自己的版圖，使這個海外省成為“英國皇冠上的一顆明珠”之後，他們還在印度設立了考古局。
1853年，亞曆山大·坎寧安作為考古局長來到印度。坎寧安在對哈拉巴的發掘中發現了一些手工藝品，特別是在廢墟中找到了石製的印章。1875年，《印度考古年鑒》刊登了他撰寫的題為《哈拉巴》的文章，文章中他論述了對這一遺址考察的結果。坎寧安稱哈拉巴是拉維河岸地區眾多遺跡中最大的一處，並首次繪出在這裏發現的印章圖。他指出這不是印度現代文字，但卻錯誤地認為是“外國傳入印度的”，偉大發現的機遇便這樣從他的手中一滑而過，他也被後人譏為“有眼無珠”的考古局長。
1856年，英國當局修建一條與印度河走向相同、縱貫這一地區的鐵路，當鐵路伸延到印度河中遊地區時，一個難題擺在了英國技師們的麵前：這裏是一望無際的平原，掘地數尺，仍是鬆軟的土壤，到哪裏去找石頭來鋪設路基呢？這個問題不久就被“聰明的”英國人解決了。他們根據當地人的介紹，在一個被稱為“死亡之丘”的地方挖出了數不盡的方形“石塊”。曆史又一次重演，不過此次這些“石塊”並沒被用來建房，而是被搗成道砟鋪在路上，成為從拉合爾到卡拉奇這條大鐵路中的一段輔軌石。
1902年，印度考古局來了一位新總監約翰·馬歇爾。這位出生於1876年的英國人從著名的劍橋大學畢業之後，把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了考古事業。他先後參加了在希臘和土耳其的考古發掘工作，當一件件沉睡千年的器皿和那些古城重見天日，一段段被人們遺忘的過去再現光彩的時候，馬歇爾總監體會到巨大的喜悅，同時又產生新的衝動：什麼時候能再有一個新發現，給世界一個新的轟動？所以，他一踏上印度這塊古老的土地，就躍躍欲試。可是。從何處下手呢？在主持犍陀羅文化遺址和佛教遺址發掘工作的同時，一則來自印度河流域的信息引起了馬歇爾的注意。他的印度助手報告說被搗碎鋪鐵路的並不是石塊，而是古代人用來建城的磚塊。
敏感的馬歇爾憑直覺預感到這些道砟後麵可能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秘密。1911年冬，他指令考古局西部地區主任班達卡爾對“死亡之丘”摩亨佐－達羅進行全麵考察。可是，在第二年提交的報告中，班達卡爾認為，這是一座真正的死城，其曆史不過200年左右，談不上有太大的考古價值，眼看這件事就要最後被擱置起來了。
然而，就在這一年，另一位考古學家和文字學家弗利特又把馬歇爾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這裏，並從此沒有移開。弗利特對哈拉巴和摩亨佐-達羅出土的三枚印章進行了研究，他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過多地注意印章上的圖形，而是認真地研究了那些古樸的刻畫符號。在經過與其他地區發現的古文字比較之後，弗利特提出這是一種在其他地區從未發現過的古代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