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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十五、投機專營的能手:王黼

北宋末年,政治極端腐朽黑暗,長期以來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麵至此更為嚴重,人民起義此起彼伏,遼、金窺邊,虎視眈眈,真可謂到了內外交困、山窮水盡之時。這種狀況,主要是由宋徽宗的荒淫昏庸和奸臣當道誤國造成的。君昏臣奸,二者相得益彰,終致使朝政一敗不可收拾。

奸佞之臣,此乃封建專製製度的必然產物,本不足怪,但對於北宋末年奸臣之如此集中,人們仍然感到驚奇,蔡京、朱勔、王黼、李彥、童貫、梁師成,號稱“六賊”,一時並起;此外,還有楊戩、高俅等相繼為虐,北宋朝廷簡直像一個奸臣展覽館。其中王黼雖然未名列榜首,但卻占著一個重要位置。

1為尋靠山,朝秦暮楚

王黼(1079~1126年),字將明,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王黼原名甫,因與東漢的一個宦官同名,宋徽宗改賜今名。造物主對王黼頗為慷慨,使他生就了一副“美風姿”,“麵如傅粉”、“目睛如金”;還給了他“多智善佞”的聰明頭腦和能說會道的口才。王黼的命運也頗佳,雖然“寡學術”,但卻中了崇寧進士第。王黼中進士後,任相州司理參軍,與何誌共同領局編修《九域圖誌》。司理參軍這個官並不大,野心勃勃的王黼不甘心就此沉於下僚,他無時不在做著升官夢。但是他知道,靠學術而出人頭地,對於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對於武略他更是一竅不通,而且軍戎之道又充滿危險,他也無心靠此道去獵取高官厚祿。那麼,就隻有通過歪門邪道去投機鑽營了,而這又正是他之所長。因而,王黼剛一涉足官場,便密切注視著時局的變化,窺伺著鑽營良機,尋找著得力靠山。至於編修《九域圖誌》,他隻不過是敷衍塞責罷了,其興趣不在於此。

何誌的父親何執中為朝廷重臣,他雖然“碌碌庸質”,但由於地位高,實際權力和影響並不小。王黼認為他可資利用,便千方百計巴結奉迎,首先取得何誌的好感。最後終於使何誌向其父推薦了他。何執中一見王黼,即為其漂亮的儀表和便捷的口辯所吸引,再加上王黼巧妙的諂媚逢迎,庸相何執中果“喜其人”,於是極力上薦王黼,使王黼很快升為校書郎、符寶郎、左司諫。

王黼略施小計,便旗開得勝,連晉官職,他不禁為自己的聰明才智而暗自得意。但這隻不過是他向上爬的第一步,他豈能以此為滿足。王黼利用過何執中之後,隨即轉移了目光,他開始在尋求新的更大的靠山。善觀風色的王黼,經過仔細的觀察和認真的思考,最後將搜索的目光停留在蔡京身上。此時,王黼了解到,張商英雖居相位,但“寢失帝意”,不被徽宗所喜,後來,又聽說徽宗曾於錢塘召見蔡京,並遣使賜給蔡玉環,於是便準確地嗅到了徽宗再度起用蔡京的意向。因而他決定開始新的政治投機。他先是“數條奏京所行政事”,無恥地為早已臭名昭著的蔡京歌功頌德,接著又以一副“義正詞嚴”的架勢對張商英進行彈劾。此舉投合了徽宗的心意,因而張商英隨之被罷免了相職。蔡京複相後,非常感謝王黼彈張助己之功,因此對王黼大加提拔,接連除授王黼左諫議大夫、給事中、禦史中丞等職。隻用兩年時間,王黼便從校書郎這樣的小吏驟升到禦史中丞這樣的高位,他的第二次投機又大獲成功。投機,給他帶來了莫大的利益,他更加如癡如狂地迷戀上此道了。

找到了蔡京這個大靠山後,為了進一步加深蔡京對他的好感,王黼又想出了一個新主意,即謀罷何執中的官位,而使蔡京專執國政。為此,他不惜恩將仇報,上疏彈劾何執中,竟將何的“罪狀”羅列至20條之多。此時,他不僅一腳踢開了何執中,而且還投井下石,其人品之卑劣,實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而在此過程中,何執中還蒙在鼓裏,“猶稱黼不已”,直到他獲悉真相後,才氣憤地大罵王黼“畜生乃爾!”

時鄭居中頗有權勢,王黼看到他未來潛力很大,“複內交居中”。不過他這次投機不為得計,蔡京因與鄭居中不合,看到王黼又去巴結居中,不禁發怒,結果將王黼貶為戶部尚書。

宦官梁師成、童貫深得徽宗寵幸,權傾朝野,王黼更是竭力巴結之;“內連師成,外徇童貫”,尤其是對號稱“隱相”的梁師成,王黼更是奴顏婢膝,以父禮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認賊作父,這在一般人看來,簡直難以想象,但對於王黼,這卻算不得什麼,權勢就是他的父母,他隻認權勢,不知其他,為了權勢,他什麼下賤的事都幹得出來。這也是曆史上一切佞臣的共同特點。他們正是依賴這一常人所不具備的特殊素質而得以飛黃騰達。

2謀求寵幸,媚態百出

王黼為獲得高官厚祿,不斷在尋求政治靠山,絞盡腦汁去巴結各種權奸,但他們還都不是他最大和最後的靠山。他的最大和最後的靠山是皇帝——宋徽宗本人。王黼完全清楚這一點,因而在向徽宗諂媚邀寵方麵,他更加使出了渾身解數。王黼憑著他“多智善佞”的天才,逐漸獲得了徽宗的寵信,因而此後更是青雲直上。宣和元年(119年),拜特進、少宰,連超八階,官至副相,成為“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的特例。徽宗還“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可謂“寵傾一時”。

“善佞”給了王黼如此豐厚的報償,此後,他益發堅信此道,變著法兒地向皇帝獻媚,而不顧個人廉恥及國計民生。

為了“中上意牢其寵”,他極力迎合並設法滿足徽宗荒淫糜爛的生活,對人民極盡搜刮敲榨之能事。為此,他還建議成立了供奉皇帝享樂所需的專門機構——應奉司,自兼提領而以梁師成為副。北宋官僚機構效率低下的曆史上最為著名,而這應奉司倒是效率頗高,剛一成立便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時間,“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四方監司郡守,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貢獻”,“難致之瑰,違時之物,畢萃於燕私,極天下之費,率師於應奉”。而此時正值四海困窮、民不聊生之際,王黼隻顧“掊剝橫賦”,“竭天下財力以供費”,以“奉人君之嗜好”,求得“以羨為功”,而根本不管天下之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