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博得皇帝的歡心，王黼個人在徽宗麵前更是媚態百出，不成體統，而全然不顧自己的大臣身份，“王黼雖為相，然事徽考極褻”。侍宴時，王黼為了給徽宗助興，常常“短衫窄絝、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試浪語”，“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有時在進行耍集市的遊戲時，由王黼扮演市令，徽宗故意責罰“市令”，用鞭子抽打王黼取樂，王黼則連連哀求徽宗；“求求堯舜賢君，您就饒了我這一回吧!”君臣玩得十分盡興，旁觀者則啼笑皆非。值得玩味的是，王黼諂媚成性，哪怕是在做這種君不君、臣不臣的遊戲時，他也沒忽略借此對徽宗歌功頌德，而稱其為“堯舜賢君”，這真是一大諷刺！
浪蕩皇帝宋徽宗還喜歡微服出遊以消愁解悶，有時甚至尋花問柳。王黼作為副相大臣，不但不予勸止，反而大加慫恿，同時還經常隨侍，君臣共作逍遙遊。一次微行時，路遇堵牆頭擋道，王黼便立即送上肩膀，徽宗踩著他的肩頭準備翻越過牆，可是還嫌王黼肩頭矮了一點，於是徽宗對王黼喊道：“聳上來，司馬光！”王黼則答道：“伸下來，神宗皇帝!”就這樣：“君亦戲也，臣也戲也”，“此之交相戲者，君賤之而不能舍之，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為也”。王夫之在《宋論》中對此歎道：“如是而欲緩敗亡之禍，庸可得乎?”
3嗜欲難窮，貪贓鬻爵
王黼通過投靠權奸、諂媚皇帝等偷奸取巧的手段，攫取了權位，權位為他提供了貪贓聚斂的條件，貪贓聚斂保證了他窮奢極侈的生活。投機——謀權——貪贓——縱欲，這就是他的四部曲，這四部曲循環往複便構成了他人生的全部。
早在王黼任宣和殿學士時，他就倚仗其“恩父”梁師成的聲焰，強奪故門下侍郎許將的住宅，在白晝將許氏一家老小逐出，激起民憤，使“道路憤歎”，“聞者為之不平”。
宣和二年(1120年)，王黼代蔡京執政。起初，他“陽順人心”，悉反蔡京之所為，“罷方田，毀辟雍、醫、算學，並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遙郡使，橫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複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一時騙得“四方翕然稱賢相”的聲譽。但這隻不過是他的權宜之計，不久之後，王黼就原形畢露，“既得位，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
應奉局，名為應奉皇帝，但“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實乃應奉王黼。“應奉”，搞得萬民嗟怨，而王黼看到各種奇珍異物源源不斷地流入自己的府庫卻欣喜萬分。這種情況曾招致一些官員的不滿，但是誰敢於對王黼的倒行逆施提出異議，誰便會遭到他的迫害。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進西路花果，徽宗已經同意采納，但卻被王黼“複露章劾之”，將張徙於遠郡。
王黼除了侵吞各地應奉宮廷之財物外，還明目張膽地賣官鬻爵，當時廣泛流傳著譏刺王黼貪贓賣官的歌謠：“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王黼還搜刮民財。
通過上述種種盤剝手段，王黼積聚了大量錢財。單庫內所存的“黃雀蚱”，“自地積至櫟”，就滿三楹之多。王黼還向金國的使者大肆炫耀其富貴，“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
王黼的生活極為奢侈腐朽。例如，王宅與一寺院相鄰，一個僧人將每天從王宅廢水溝裏流出來的雪白的大米撈出曬幹，數年間竟積成滿滿一囤。他家的屋宇富麗堂皇，其寢室內置一榻，“用金玉為屏，翠綺為帳，圍以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凡是被王黼看中的女子，都難逃其魔掌，就連徽猷閣侍製鄧之綱的妾都被王黼“誘奪”，而且還捏造罪名把鄧之綱發配嶺南。
4圖邀“大功”，聯金攻遼
王黼為固位邀寵，慣於彰功掩過，甚至不惜弄虛作假以邀“功”。
徽宗及六賊集團的腐朽統治，激起了方臘、宋江等農民起義。當方臘在睦州初起時，王黼正竭力粉飾太平，以證明自己治國有方，因而當“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之時，王黼怕因此影響徽宗的對他的寵信，隱情不報，寄希望於地方官的鎮壓以圖僥幸。方臘起義的規模越來越大，“蔓彌延月，遂攻破六郡”，最後終於為徽宗所知，“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但王黼不但未因隱情不報而致罪，“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
在鎮壓方臘起義的過程中，王黼與童貫兩賊因爭權奪利曾發生狗咬狗的鬥爭。當童貫去鎮壓方臘起義時，徽宗曾付以全權，令其便宜行事，如有緊急情況，可以皇帝禦筆名義發布文告。童貫至東南一帶，見人民困於花石綱之擾，聽說方臘起義乃由此引起，為了緩解人民的不滿，麻痹人民的鬥誌，便狡猾地以徽宗名義令董耘仿皇帝口氣作“罪己詔”，而且頒布了罷應奉局之令。童貫平定方臘起義歸來，王黼對徽宗說：“方臘起義乃由茶鹽法引起，與花石綱、應奉局無關，而童貫竟以奸言歸過於陛下！”徽宗因此對童貫很不滿意。但陰險毒辣的童貫也非好惹之人，他聽說此事後，便去離間徽宗與王黼的關係，並謀劃重新起用蔡京以取代王黼，王黼這才著了慌。他終於對童貫奈何不得。但徽宗隨即恢複了應奉局，並將代禦筆作“罪己詔”的董耘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