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黼雖已身居高位，並代蔡京而執政，但他的胃口極大，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還要獲得更高的地位，撈取更多的錢財。早在他做太宰時，就對太師之位垂涎三尺，對身居太師、魯國公之位的蔡京“深有羨慕之色”。王黼一直在處心積慮地謀求此位。他的手下親信曾為此出謀劃策說，“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這樣的高位就“不難至”了，王黼認為很有道理。因而他一直在等待這一“承當一大事”的時機。
機會終於來到了。
當時，長期威脅宋朝北部邊境的遼朝，在天祚帝統治時期，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國力因內訌而大為損耗。整個國家江河日下。而此時金朝卻異軍突起，日益強盛起來。它躍躍欲試，要對遼“起兵問罪”。宋徽宗及其一部分大臣，看到遼有必被金所滅亡之勢，便想借助金人的力量收複五代以來的燕雲失地，以緩和國內矛盾，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因而準備采取聯金攻遼的方針。王黼就是一個聯金攻遼的最積極的鼓吹者和謀劃者，不過他的目的不在於收複失地，也不是出於民族感情，而完全是為了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關於聯金抗遼，當時大臣“多不以為可”。起初，當蔡京、童貫、趙良嗣等人力主聯金攻遼之時，趙隆、鄭居中、安堯臣等人就堅決反對。安堯臣曾上書論聯金攻遼之事說：“宦寺專命，倡為北伐。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今童貫深結蔡京，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強敵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新起之敵乘間以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應該說，安堯臣之論是有遠見的，他已認識到北宋未來最危險的敵人是金而不是遼，如聯金攻遼，必然唇亡齒寒而被“新起之敵”的金朝所乘。當時徽宗也有一定顧慮，故猶豫未決。為了促使徽宗早定聯金攻遼之計，王黼不惜玩弄詭計。他聽說畫學正陳堯臣善畫肖像，並會相術，便推薦陳堯臣出使遼朝。“堯臣即挾畫學生二人與俱，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並圖其山川險易以上。”於是，徽宗“大喜，取燕、雲之計遂定”。
重和二年(1120年)，宋、金訂立了“海上之盟”，約定雙方出兵各以長城為界，金兵攻遼的中京大定府(內蒙寧城縣西)，宋兵攻遼的燕京析津府(北京市)。滅遼以後，燕雲諸州歸宋；北宋原來每年給遼的銀和絹照數獻給金朝。就在這一年，爆發了方臘起義，北宋朝廷與金雖有盟約，但無力北伐。當金兵大舉攻遼之時，宋卻隻能將邊防大軍調去鎮壓農民起義。
宣和四年(1122年)，浙東等地的農民起義已被鎮壓，而這時遼朝在金的打擊下更加衰弱，王黼、童貫“複議舉兵”，而此時徽宗鑒於當時的情勢，“亦悔用兵”，並不樂於按照海上之盟的約定去聯金夾攻遼朝，大臣們也無以聯金攻遼進言者，而“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必強，中原故地將不複為我所有’。”王黼慷慨陳詞，裝出一副以民族大義為重、以收複故國為慮的架勢。在他的極力慫恿下，“帝遂決意治兵”。但徽宗並沒有把統兵大權交給王黼，而以童貫統兵。王黼乃致書童貫，表示：“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儼然一副民族鬥士氣概。
王黼未能親自治兵，以建滅遼“大功”，心中自然恨恨不已，但他仍有辦法補救，不能治兵則治財，按照“海上之盟”的約定，要收複失地，不是還得有大量金錢嗎?更何況治財還可以乘機中飽私囊。於是，“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既然這經撫房不受樞密製約，於是他很容易地從中大撈了一把。
腐敗的宋兵比遼兵更無能，出師後連吃敗仗。“海上之盟”原來約定由宋攻打燕京，但最後求救於金兵才予攻克。滅遼後，在歸還失地的交涉中，金朝以宋出兵失期，金“難依已許之約”為借口，大力進行勒索。王黼作為宋方的代表，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全仰承金統治者的鼻息，竭力滿足其貪婪的欲望。在歸還燕京的問題上，“王黼欲功之速成，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結果，“凡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北宋“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其原來“計口出算”所搜刮來的巨款，亦不過是“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
北宋的“聯金攻遼”之舉，不僅勞民傷財，並且幫助金朝翦滅了宿敵，排除了金兵大舉南下攻宋的後顧之憂，實際上等於削弱了自己，壯大了敵人，加速了自身的滅亡。但是，昏昏然的北宋君臣此刻卻陶醉於一片戰爭“勝利”的凱歌聲中，正在慶賀收複燕雲的“豐功偉績”。而王黼此時邀“大功”而加寵的個人目的終於實現，更是欣喜若狂。宋徽宗率百僚向他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驅從儀物幾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與蔡京比寵幸、賽待遇，他終於可以毫無愧色了。這方麵，他甚至可以超出其他任何人，“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於他相”。為了表彰他的“功績”，徽宗還向他贈送匾額，名其居為“得賢治安”。遺憾的是，後人實在難以恭維王黼為“賢”，得了王黼這樣的“賢”，北宋的天下不但未定，而且不久即響起了滅亡的喪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