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走出辦事的誤區，才能真正做到辦成事，辦好事。
辦事是一門妙不可測的學問。如何掌握運用它們，需要一個潛移默化、漸增漸長的過程。因此，我們在辦事過程中一定要遵循這些規律，采取必要的手段和策略以達到成功辦事的目的。倘若違背了這些原則，敗走麥城，吃閉門羹，則是你“罪有應得”。且記吝嗇辦不成大事，辦事不能死要麵子
有得必有失，這個道理辦大事者都懂。所以他們很舍得花錢，而不是很吝嗇。
天下許多壞事，都因為舍不得錢而發生，天下許多好事，都因為舍得錢而做成。有這麼一幅漫畫，一個贓主坐在家中分配小偷們偷來的珍寶，他將珍寶留下極小的一份給自己，其餘按功分給眾人，小偷們歡欣而去，再立新功。這位贓主深知合作之道。因為他籠絡的小偷越多，他所得到的也將越來越多。
俗話說：“千裏做官隻為錢”。錢，說得古雅一點，便是利祿，這是官場上諸公追求的終極目的。自古以來，“升官”總是和“發財”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有高官必有厚祿。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會虧待死心塌地為自己賣命的屬下。可以說，優厚的薪俸，豐足的物質利益正是做官的誘人之處。自古以來，君臣之間乃是一種買賣關係：君主為了奪取和鞏固其政權，不惜重金收買臣下的聰明才智；臣下為了得到功名利祿而不惜向君主出賣自己的才智。因此，功名利祿也就成了聯結君臣關係的重要紐帶。所謂君臣之義、忠貞節操之類動人的言詞都隻不過是為了掩飾這種赤裸裸的金錢關係而已。試想一下，如果“功高不賞”，隻給官不給錢，人們自然也就失去了做官的興趣。
戰國時期，燕國發生內亂，國力凋敝，齊國乘虛而入打敗了燕國。燕昭王繼位後決心複仇，開始網羅人才，改革政治以便複興國家。於是乎，他向燕國名士郭隗請教，怎樣才能招致賢士以報齊國滅燕之仇。郭隗便向他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我聽說古代有個國君，願花千金購買千裏馬。三年沒有買到。這時宮中有個侍臣說：‘請讓我去買吧’。國君就派他去。找了三個月果然找到一匹千裏馬，可是那匹馬已經死了。侍臣就用五百兩黃金買下那匹馬的骨頭，回來報告君王。國君大發雷霆說：‘我要的是活馬，死馬有什麼？白白花了五百兩黃金？’那個侍臣說：‘一匹死馬還用五百兩金子買來，何況活馬呢？人們必定認為大王不惜重金買良馬，千裏馬很快就會送上門來了。’不到一年，果然有人送來了三匹千裏馬。現在大王真要招致人才，就從我開始吧。像我這樣的人還能受到您的重用，何況比我更有才幹的呢？哪怕千裏之外，他們也會來的！”
燕昭王采納了郭隗的建議，專門為郭隗建造了一所宏大華麗的住宅並尊他為師，放下架子向郭隗學習。同時還在燕國都城之外築起了一座高台，上麵放了千兩黃金，以招攬天下有才之人，此所謂“金台駿骨，以示招徠”。這一招果然奏效，造成了“士爭湊燕”的局麵。投奔而來的有魏國軍事家樂毅，有齊國的陰陽家鄒忌，有縱橫家蘇秦等等，很快使燕國恢複了元氣，成為戰國七雄之一，後來還雪洗國恥，把齊國打得隻剩下兩座城。俗話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有錢能使鬼推磨。古往今來，為官者往往不惜重金收買部下，以便達到個人目的。於是乎，各種名目繁多的賞賜便應運而生。翻開二十四史，君王賞賜部下的記載比比皆是。
當然，反麵的例子也不是沒有，遠在春秋時期越王勾踐的謀士範蠡的長子，就曾因吝嗇而導致自己的弟弟死亡。
公元前４７３年範蠡幫助越王勾踐滅掉吳王夫差之後便攜帶家眷和傾室珠寶乘一葉扁舟涉人三江五湖，輾轉來到齊國，改名換姓在定陶做起買賣來。並且沒過多久便聚財數萬，成了天下首富，號陶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