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有位啟蒙思想家，他“給予國民的影響之大，恐怕比所有其他啟蒙思想家之和還要廣泛、深刻”。此人便是福澤諭吉。在日本有啟蒙性質的“文明開化”運動中，他充當旗手，扮演了一個巨匠角色，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1835年出生在中津藩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早年喪父。少年時代的福澤諭吉一麵從事家務勞動，一麵學習漢文，閱讀了父親留下的大量文學書籍。福澤諭吉對幕府那套封建等級製度深感不滿，總覺得那些封建思想不合時宜。
1853年7月的一天，由四艘炮艦組成的美國艦隊在柏利少將的率領下，強行闖入日本的浦賀港，要求同幕府將軍就開港進行談判。柏利聲言，如不同意，“立即交戰，以決定勝負。”長期生活在閉關自守環境中的幕府官員，很少看到這種冒著滾滾黑煙的大炮艦，驚惶失措之餘，隻得同意開港。第二年，日本被迫在神奈川簽訂了開港貿易的《日美親善條約》。接著英國、俄國、法國也相繼闖進來，日本緊閉的國門被強力打開了。日本的封建社會猶如長期密封在棺材中的木乃伊，突然遇到外界的新鮮空氣，迅速開始變化。
日本許多有思想的下級武士看到西洋人的威風，這時產生了了解世界的想法。同時，他們看到平素驕橫的幕府官員，在西洋人麵前卻束手無策，感到異常氣憤，因而又萌生了要求變革的思想。
這一事件對福澤諭吉震動很大，促使他立誌學習西方文化。他懷著振興日本的抱負，先後在長崎、大阪、江戶等地學習荷蘭語和英語；在學習語言的同時，更多地學習了各種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不久，他在江戶開辦了一所荷蘭語學校。
福澤諭吉一直渴望著能到國外參觀訪問，直接了解西方社會的情況。從1860年他作為日本使節團的翻譯前往美國開始，他曾3次出國，曆訪英、法、荷、普、俄、美等國。多次出國訪問開闊了他的眼界，使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看到日本與歐美各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他期望能盡快把西方文明之風帶回國內。因此，他在出訪期間，用點滴節省下來的外彙，購置了大批外文書籍，包括各種辭典，其中許多書籍後來被廣泛采用為教科書。
日本被迫開港後，社會上“攘歐論”盛行。福澤諭吉因倡導學習西方文明，處處受到傳統勢力的猛烈攻擊。就在這種複雜的社會環境中，他仍以很大的膽略和追求真理的勇氣，為日本的文明開化事業做出了貢獻。
從1862年起，福澤諭吉連續發表了60多種著作，其中以《西洋事務》、《勸學篇》、《文明論概略》最負盛名，它們是日本啟蒙思想的代表作，為後來的明治維新做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西洋事務》一書完全是根據福澤諭吉的訪問筆記寫成的，它詳細介紹了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以及社會各方麵的情況，向日本人打開了一扇了解西方社會的窗戶，成為轟動日本全國的暢銷書。當時日本朝野凡是談論西方文明、主張開港的人，案頭都有這部著作。
1872年，福澤諭吉發表了被稱為“明治的聖經”的重要著作——《勸學篇》，吹響了日本向近代社會進軍的號角。在這部著作中，福澤諭吉用通俗的語句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人生而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他敦促國人要多讀書，多接觸新事物，鑽研對社會真正有用的學問。他認為一國文明事業的成功，取決於每個人立誌學問，充實力量。他主張放開眼界，將東西方事物進行比較，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取得真理。《勸學篇》力排傳統思想，宣傳功利主義和進取精神。福澤諭吉將批判矛頭指向幕府，認為妨礙個人身心獨立的是亞洲的專製主義和日本的幕府統治。因為“國家權力集中於王室”、“人民不專於國事”、“國民的地位不受尊重”、“無信仰宗教權”、“無研究學問權”；進而告知那些處於卑屈之中的人們，要想走上獨立的道路，必須立誌向西方學習，樹立文明精神，把不切實際的學問視為次要，專心致力於接近世間一般日用的實學。他認為，隻要掌握了這樣的學問，增長了見識，“則個人可以獨立，一家可以獨立，國家也就可以獨立了”。福澤諭吉號召人們打破傳統的“輕視錢的習俗”，因為“爭利就是爭理”。這對日本後來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和製度，起到了有益的作用。這本書一出版，人們爭相購閱，銷量多達70餘萬冊，對日本的啟蒙運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