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學藝術1-2
魏晉南北朝文學
魏晉南北朝文學，上起建安，曆三國、兩晉、南北朝，終於由隋統一。如從東漢末獻帝永漢元年(189)算起，至陳後主禎明三年(589)隋文帝滅陳止，中間正好四百年。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充滿爭奪、篡亂不已的時代，政權更易頻繁，多種政權並存，漢族與少數民族政權對峙並互相融合。
縱觀魏晉南北朝四百年的曆史，與兩漢的大一統局麵迥然不同。劇烈的社會動蕩，長期的南北對峙，士族製度的確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極為複雜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無疑會對這一時期的文學發展產生直接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文學可以分為兩期：第一期是魏和西晉；第二期是東晉和南北朝。
魏和西晉又可分為三段：建安文學、正始文學、太康文學。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196～220)，但在文學史著作中習慣把建安文學當作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開端。建安文學成就輝煌。
漢代自武帝以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儒家思想一直占據著獨尊的統治地位。至東漢末年，漢靈帝不喜儒學，文人靠讀經書作官的道路被堵塞；加之社會動亂，爭奪兼並，儒家的忠孝節義也不再被世人重視，所以隨著漢代政治上大一統局麵的結束，儒家思想大一統的局麵也隨之消失。建安時期，為適應新的社會現實的需要，法家、兵家、刑名縱橫之學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曹操尚刑名，講通脫，公開講“不仁不孝”沒關係，有才即可錄用。
總之，那時人們說話比較隨便，思想比較活躍，呈現出一種自由解放的趨勢。但建安文人，都非常關心現實，積極入世，表現了統一天下的理想和抱負，同時又感於時局動蕩，人民苦難，人生短暫，功業難成而帶有一種消極悲涼的色彩。
建安時期成就最大的是詩歌。先秦兩漢時期，詩歌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詩經》、《楚辭》、漢代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標誌著詩歌發展的光輝曆程，展示了詩歌發展的成就和水平，使之成為這一時期最主要的文學形式之一。建安詩歌基本上繼承了《詩經》、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楚辭》、古詩十九首的抒情傳統，同時接受漢末抒情小賦的影響，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形成了自己的嶄新風貌。建安詩歌以魏國為主，三曹、七子和女詩人蔡琰是其代表作家，並代表了這一時期詩歌的最高水平。這些作家多有理想壯誌，關心社會現實，又都親身經曆了漢末的社會動亂，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他們以進取、務實的姿態，在追求建功立業的同時，從事詩歌創作，用詩歌來抒情言誌。他們的詩歌，一方麵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之多艱，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和時代的本質；另一方麵，真實地表現了自己拯濟天下的豪情壯誌及在為事業而奮鬥中的人生感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正如劉勰所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建安詩歌是中國詩歌史上掀起的第一次文人創作高潮，由於作家心胸和眼界都較為開闊，都能不受拘束地進行創作，獨具個性，所以它在思想內容和表現形式上都將文人五言詩的發展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建安時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學的意義也得到更高的評價，加之漢末以來，品評人物的風氣盛行，由人而及文，促進了文學批評風氣的出現，表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氣為主”，代表了建安文學抒情、個性化的共同傾向。所有這些也都標誌著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大變化。
正始是魏齊王曹芳的年號(240～248)。在文學史上用正始文學泛指魏末年的文學。這時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掌握了大權，殘暴地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麵。在這種政治局麵下，清議逐漸轉為清談，崇尚虛無、消極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發展。到了正始年間，何晏、王弼以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經典，並注老子，興起了玄學，道家思想更為風行。這對當時的士風、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都有深刻的影響。
繼建安文學之後的正始文學是上述現實的產物。正始時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們處於司馬氏與曹氏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看到司馬氏利用“名教”進行黑暗殘暴的統治，便大力提倡老莊思想，以老莊的“自然”與“名教”相對抗。他們的創作也與建安文學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說來，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業”的內容被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憂生之嗟”所代替。積極的進取精神被否定現實，韜晦遺世的消極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帶有更多老莊思想的色彩。不過，對黑暗現實的不滿與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還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然其總體風貌已與建安詩歌大不相同。嵇康之清峻，阮籍之遙深，雖都有自己獨特的抒情方式，但“詩雜仙心”，歌頌出世，表現出明顯的老莊思想色彩，以及孤憤憂傷的基調、曲折隱晦的表現方式，都使正始詩歌別具麵目。由於特定的社會曆史環境和作家在詩歌藝術方麵的不斷探求，文人五言詩已徹底擺脫了漢樂府民歌的影響，豐富了五言詩的表現技巧，對文人五言詩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司馬氏與曹魏爭奪政權的鬥爭以司馬氏的勝利而告結束。265年，司馬炎代魏，建立了西晉王朝，不久，統一了全國。晉武帝太康(280～289)前後，西晉文壇呈現繁榮的局麵，鍾嶸《詩品序》說：“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複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張載、張協、張亢、陸機、陸雲、潘嶽、潘尼、左思，各有其成就。但總的看來，西晉文人既無建安詩人的慷慨進取，也無正始作者的憂憤交集，他們對西晉王室采取美化、潤色的態度，於是文學的頌揚、應酬之風再起。西晉初年的傅玄、張華，已表現出內容貧乏、刻意求工的詩歌創作傾向。到了太康年間，以潘嶽和陸機為代表的一批詩人祖尚浮虛，向往聲色，以麗情密藻為美，以雕飾形似為工，大量製作擬古詩，表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劉勰所謂“晉民群才，稍入輕綺”，“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正準確地概括了這一時期詩歌的主要傾向。這一時期，雖有左思繼承建安風骨，抨擊現實，作不平之鳴，但終究孤掌難鳴，無力改變詩壇的主流。西晉末年，清談玄理之風大盛，逐漸浸染到詩壇，“因談餘氣，流成文體”，產生了玄言詩。
玄言詩的產生和當時的現實緊密相連。晉室南渡，偏安江左，禪學與玄學的合流，更加強了玄學對文學的滲透，玄言詩逐漸統治了東晉詩壇。以孫綽、許詢為代表的玄言詩派，空談玄理，言不及義。這種理過於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統治詩壇竟達百年之久，直到東晉末年陶淵明、謝靈運出現，才給東晉詩壇注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新的變化，陶淵明以其田園詩，謝靈運以其山水詩各為中國詩壇開出一片新土，顯示了中國古代詩歌從題材到風格的重大突破，為詩歌的發展與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