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膏粱”，有令、仆(射)者為“華腴”，有尚書、領、護以上者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為“丁姓”。
為維護、推行門閥製度，載錄門第、區別族係的譜牒之學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中，引證的家譜、家傳達數十種之多。這種別貴賤、分士庶的門閥製度，不僅的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而且影響深遠，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製度的準則習俗。南宋鄭樵在《通誌·氏族略》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論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係。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係。曆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在封建社會裏，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稱為“國姓”。皇帝對有功的臣僚賜“國姓”以示褒揚，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
隋朝
隋朝實行開科取士，任官選吏不全論出身，貴庶子弟一律同視，使至魏晉以來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權。但卻產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親貴和功臣元勳，即新的士族集團。到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取消，《百家姓》中所標明的“郡望”，乃是沿襲魏晉至隋唐時期所形成的名門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於長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標明出身門第貴賤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以郡望標注姓氏的習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禎《池北偶談》雲：“唐人好標望族，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讚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誌之文亦然。”這裏王氏說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由於唐代士人好標郡望、多題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詳細考辨人物多家鄉籍貫，而姑且題署郡望了事，時風所在，竟成為所謂修史之“原則”，造成了曆史人物籍貫的極大混亂。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此製頗為不滿，他曾參與纂修國史，在寫李義琰傳的時候，因為義琰家住魏州昌樂，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結果監修官竟指責他違背了寫史原則，要他照李氏郡望改為“隴西成紀人”(事見《史通·邑裏》)。
唐朝
劉漢王朝時就明文規定，凡劉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級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編修姓氏書中，也明文規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誌》時，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親自出麵幹涉，改李姓為第一，外戚之姓為第二，崔姓降為第三。武則天執政時，修纂《姓氏錄》，改武姓為第一。
唐時，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並稱“五姓七族”，門第最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門第。即使身為宰相的李義府也因不屬“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為其子向山東崔氏求婚時，也遭精通拒絕。
最能說明姓氏貴賤，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的姓氏書，當數宋朝編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趙姓是國姓，當然位居傍首，錢為吳越王之姓，其餘六姓為皇後外戚之姓。
門閥製度下，姓氏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婚姻問題，以至前途命運。甚至連日常交往、場麵坐次亦明確有別，西晉文學家左思在《詠史》詩中曾對這種不合理現象做了尖銳的批評，詩曰：“鬱鬱澗底鬆，離離山上草。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詩中“金張”指西漢宣帝時的權貴金日石單和張安世，他們的後代憑著祖先的世業，七代為漢室高官。而奇偉多才的馮唐（即詩中之“馮公”）卻因出身微門，竟一生屈於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這種以地望明貴賤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姓氏延續了古代以氏論貴賤的傳統；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發展繁衍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可尋的主流與支流脈絡。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個郡望，說明它們是由古代同一個或幾個“根”上在不同的時期衍生出來的“分支”、旁係而已。
宋代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標，比如，劉攽有兩種著作分別題為《彭城集》和《中山詩話》，這裏，彭城和中山均為劉氏郡望，並非其人籍貫，劉分攵之籍貫在臨川新喻(今江西新餘)。姚鉉本是廬州人，卻自題郡望曰“吳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