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喬年】（1902-1928.6.6）陳獨秀次子，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人民的忠實的兒子。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和鄭複他、許白昊在上海龍華的楓林橋畔英勇就義。
陳喬年，安徽懷寧人，陳獨秀次子，生於1902年。陳喬年於1915年先後在上海法語補習學校、震旦大學學習，1919年底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5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部長、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1927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大革命失敗後，黨中央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陳喬年出席了會議，並對他父親陳獨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會後，他被黨中央調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同年秋，陳喬年又被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他秘密深入工廠、機關和學校，恢複被國民黨反動派破壞的黨組織，重新聚集革命力量。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機關遭到上海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陳喬年等被捕。在監獄中，敵人對陳喬年施盡酷刑。他堅貞不屈，始終嚴守黨的秘密。獄中同誌見他受了重刑，十分難受，他卻淡淡地說：“受了幾下鞭子，算個啥。”
犧牲前，監獄中的戰友為他即將被害十分難過。陳喬年卻仍然樂觀地說：“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家庭背景
陳喬年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主要是在安慶度過的。五六歲時即入私塾讀書，辛亥革命後才考進新式學校。他自幼好學，又有叔祖父陳昔凡的指點和哥哥陳延年的幫助，故學業進步很快。在家鄉求學的幾年裏，時間雖然不長，卻已讀過不少經史典集，在國學方麵打下了較為厚實的基礎。
喬年從小生活在一個官僚家庭裏，雖然受的是封建教育，但是社會的黑暗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對封建製度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愛國誌土為反抗黑暗社會所進行的前仆後繼的鬥爭，不斷地啟迪和激勵著他，在父親陳獨秀，哥哥陳延年的影響下，他逐漸樹立起救國救民的誌向。
1913年，陳喬年和陳延年因父親陳獨秀從事反袁革命活動受牽連，遭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不得不逃到懷寧鄉下避難，因而無法在安慶繼續求學。1915年，延年、喬年兄弟倆辭別了自己的祖母和母親，離開了家鄉，到上海讀書。從此再也沒能回過懷寧老家。
生平經曆
求學生涯
陳喬年，1902年生於安徽安慶。幼時，他與哥哥陳延年同在家鄉求學，勤奮攻讀。1915年，
兄弟倆離開故鄉到上海讀書，與他們的父親――正在主編《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生活在一起。1917年，陳獨秀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陳延年和陳喬年遂在上海開始了獨立的生活。不久，兩人都考入複旦大學。
1919年12月，在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下，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陳喬年和延年一同赴法勤工儉學。在法國3年多的時間裏，經過認真刻苦的學習和實際鬥爭的鍛煉，他們逐步拋棄了原來所信仰的無政府主義，轉而接受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真理――馬克思主義。1922年冬，經中共中央批準，陳延年和陳喬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遠赴蘇聯
第二年3月，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陳喬年等人離開法國赴蘇聯，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4年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陳喬年離開莫斯科回國。
陳喬年回國後，被黨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擔任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北京地委）組織部長。經曆了多年的異國他鄉生活後，突然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陳喬年心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更是充滿了為國效力的激情；目睹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種種倒行逆施，他不由得怒火中燒，更加堅定了鬥爭的決心；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後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又使他對革命充滿必勝的信心。陳喬年一來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釗的領導下，以滿腔熱情投身到火熱的鬥爭之中。
當時的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政府的政治鬥爭日趨高漲，但革命統一戰線的內部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國民黨右派妄圖破壞統一戰線，國家主義派也發出反共叫囂。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北京地委和北京區委（北方區委的前身）認為必須進一步加強宣傳工作，以適應思想戰線上鬥爭的需要。但當時軍警檢查甚嚴，辦刊物、印傳單都很困難，為了保證安全，不得不經常改換印刷廠，而有的私營印刷廠又不敢承印革命宣傳品，有的則乘機抬高印價。為了及時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指導群眾進行革命鬥爭，回擊各種反動謬論，北京區委根據李大釗的提議，決定在北京創辦一個秘密印刷廠，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陳喬年。
革命工作
經過認真的籌劃和準備之後，1925年2月的一天，陳喬年在北京大學一院的一間教室裏，召集有關同誌開會，研究創建印刷廠的具體事項。陳喬年首先征求了與會者中經驗豐富的印刷工人的意見，然後提出兩星期內把印刷廠辦成的要求。會後，幾個同誌立即行動起來，打聽市場行情，選購舊機器和其他印刷用品，租賃合適的房屋作廠房，招收因罷工被資本家開除的印刷工人進廠工作。不到10天，秘密印刷廠就正式開工了。
這個印刷廠的主要任務是翻印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向導》，印刷北京區委的機關報《政治生活》和一些傳單等。為了避免敵人的破壞，印刷廠白天承印市民的一般稿件，夜裏才開始印刷黨的報刊和其他宣傳品。大約半年以後，為避開敵人的耳目，印刷廠又遷移地址，更換廠名，使敵人一直也沒搞清這個印刷廠的真實麵目。就這樣，這個由陳喬年主持創建的印刷廠，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堅持工作了1年多，保證了《向導》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時、按期出版，為宣傳我黨的主張，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先後發動和領導了國民會議促成會、悼念孫中山、聲援五卅等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在這些運動中，陳喬年不辭辛苦，四處奔波，協助李大釗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成為李大釗的得力助手。是年10月，中共北方區委成立。李大釗任區委書記，陳喬年任組織部長。
北方區委成立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開辦區之下的高級黨校，以“造成能夠辦黨的能夠做成負責任的工作的人才”的決定，立即著手在北京開辦區委黨校。李大釗和趙世炎、陳喬年認真分析了北方區委所轄各地委的情況，根據工作需要，規定了學員條件，確定了各地委選派學員的名額。並經中共中央同意，請當年4月從蘇聯回國的羅亦農擔任校長，主持黨校工作。
黨校開學
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之後，北方區委黨校在1925年10月間正式開學。陳喬年擔任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黨的建設、世界革命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概況等課程的講授任務。為了準備講稿，他常常徹夜不眠。他的課講得深入淺出，條理清晰，很有說服力，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個月後，這一期黨校圓滿結束。各地學員懷著巨大的革命熱情或返回原地、或被派往其他地區工作，他們大都擔任了黨團的基層領導幹部，為革命事業做出了新的貢獻。北方區委黨校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在北方創辦的第一所高級黨校，盡管時間不長，又缺乏經驗，但卻辦得很成功，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這與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喬年等同誌的辛勤努力是分不開的。
1925年11月，由於奉係將領郭鬆齡倒戈，與傾向革命的國民軍聯合反奉，使國民軍控製了北京地區；在革命群眾運動強有力的衝擊下，由奉係軍閥扶持的段祺瑞政府也搖搖欲墜。鑒於這種形勢，在北方區委11月中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有同誌提出，應抓住當前的大好時機，在國民軍的配合下，領導北京的革命群眾進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義，建立國民政府，以結束軍閥的反動統治。陳喬年冷靜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之後，對此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革命形勢雖好，但起義問題要慎重考慮。因為國民軍雖然同情群眾的革命運動，但其上層領導人物的態度尚不明朗，而中國共產黨又沒有自己的軍隊，目前黨所能組織的革命力量，主要還是青年學生，國民軍的態度一旦有變，起義就難於成功。陳喬年的意見受到與會同誌的重視。接著又有同誌提出，可以做兩手準備，根據形勢的發展靈活安排；縱然起義難於持久，起碼也可以顯示群眾的力量，給段祺瑞政權一個沉重的打擊。區委經過反複討論後，采納了這個意見，作出了發動“首都革命”的決定，並成立了由趙世炎、陳喬年等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擬訂行動計劃，具體負責“首都革命”的準備工作和指揮工作。陳喬年雖有不同意見，但堅決執行區委的決定，積極參加了行動委員會的工作。
首都革命
經過數天繁忙的秘密準備工作之後，北方區委決定於11月28日正式開始行動。但就在27日晚上，國民黨右派的頭目到國民軍那裏造謠，挑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軍的關係，使國民軍的態度發生變化，背棄了響應革命群眾行動的諾言，竟派兵保護段祺瑞執政政府。28日清晨，行動委員會得知這一突變的情況後，立即通知各區指揮部停止行動。但在當時通訊聯絡不便的情況下，有的區因沒能及時接到通知已開始向預定的目標發起衝擊，並散發了大量號召實行“首都革命”的傳單。情況緊急，行動委員會當機立斷，決定帶領廣大群眾向段祺瑞執政府各機關繼續展開猛烈衝擊，並召開國民大會，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29日，在群眾遊行示威之後，“首都革命”即告結束。